推進高校分類發展既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需要，亦是高校按自身規律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遺憾的是，我國高校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管理體制改革以來，一直難以走出同質化發展的困境，由此導致我國高校不僅結構布局效率不盡理想，也未很好滿足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中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等教育的供給需要，中央高層及高等教育學界對此予以了高度重視。高校分類發展何以如此艱難？筆者以為究其根因，乃在于我們缺乏鼓勵、引導、穩定高校分類發展的高校分類評價制度設計。由于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在邏輯上具有高度的相關性，由此決定了我們有必要從兩者的邏輯適切性去深度剖析掣肘高校分類發展的阻因。本研究旨在通過對高校評價與高校選擇發展模式存在因果關系的邏輯認識，以及高校分類評價對高校分類發展具有價值引領性的邏輯判斷，闡明高校分類評價改革是推進高校分類發展的邏輯前提，從底層邏輯上為構建有利于高校分類發展的高校分類評價制度奠定認識基礎。

　　一、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之概念解讀及其政策背景

　　高校分類發展及高校分類評價既是我國高等教育實現內涵式發展、推進教育強國建設、服務現代化強國戰略需求的頂層設計，亦是高等教育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的重大舉措。作為對高校分類發展具有引領和保障作用的高校分類評價，是與高校分類發展彼此高度相關且不能分割的一對范疇。為強化對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兩者間邏輯關聯性的認識，有必要對兩者的概念內涵及其政策背景加以解讀。

　　（一）高校分類發展概念解讀及其政策背景

　　所謂高校分類發展即高校按所屬類型定位發展及辦學治校。據此定義，高校可以按不同標準進行分類，如：按高校舉辦者的關系定位，主要可以分為公立高校與民辦高校；按高校辦學形式定位，可以分為普通高校與多種形式辦學的高等教育機構（如開放大學）；按高校的行政隸屬定位，可以分為部屬高校與地方高校；按高校屬性層次定位，可以分為研究型高校、應用型高校與技能型高校；按學科專業門類定位，可以分為綜合性、理工類、師范類、農林類、醫藥類、財經類、語言類、體育類以及藝術類高校等。由于最后一種分類涵蓋了上述不同的分類，如既包括公辦高校也包括民辦高校，既包括部屬高校也包括地方高校等等，同時它與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各類人才培養的適切性更加緊密。是故我們討論的分類發展，主要針對按高校屬性層次定位及按學科專業門類定位的高校。

　　強調高校分類發展主要基于國家必須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需求，對高等教育進行具有頂層設計意義的整體性、結構性布局，其目的旨在引導高校依據自身的學科專業及其層次等屬性特征科學定位并安于本位發展。由于高校長期且普遍存在不能按自身屬性類型定位發展的問題，這不僅關系到高校辦學治學育人及科學技術創新水平能否提升，更關系到國家整體的高等教育競爭力及高質量發展能否得以提升及實現。任何高校惟有根據屬性類型明確自己的辦學發展定位，繼而才能建立清晰且持久的辦學治校目標，從而在高校內部治理過程做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自覺且持續地把人財物資源集中于自己所屬的學科專業領域及其辦學層次，從而在國家的高等教育結構布局框架下，為服務國家的專業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創新作出應有的社會貢獻并體現存在的價值。

　　正是基于對高校分類發展的上述認識，中央對高校的分類發展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通過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以發揮政策指導和資源配置的作用，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隨后，教育部等部門在2015年推出了《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明確要確定一批有條件、有意愿的試點高校率先探索應用型（含應用技術大學、學院）發展模式。2024年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作了專門部署，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要通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在2025年初出臺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則進一步把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作為“增強高等教育綜合實力，打造戰略引領力量”重要舉措，提出通過實施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區分綜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確各類高校發展定位，支持理工農醫、人文社科、藝術體育等高校差異化發展，并通過建立分類管理、分類評價機制，在辦學條件、招生計劃、學位點授權、經費投入等方面分類支持，以及根據不同類型高校功能定位、實際貢獻、特色優勢，建立資源配置激勵機制，引導高校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發揮優勢、辦出特色。

　　由此可見，高度重視高校分類發展是我國應對新時期高等教育國際挑戰、加快推進教育強國建設進程、更好服務國家現代化強國戰略需求之時代背景下做出的必然選擇。如果說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是國家基于高等教育宏觀治理現代化及整體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之需要的頂層設計，那么各級各類高校致力于高質量分類發展既是國家使命責任擔當，亦是守持自身屬性規律理性辦學治校之回歸，更何況高校分類發展是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高校分類評價概念解讀及其改革背景

　　為了準確理解高校分類評價，首先需厘清教育評價與教育評估兩個基本概念的異同。毫無疑問，兩者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筆者以為：教育評價是上位概念，旨在對教育價值予以確定，具有宏觀政策的導向性，對教育評估指標體系制定具有價值引領及要素框架架構的作用；而教育評估是下位概念，主要根據教育評價確定的評估指標體系收集相關事實及數據，旨在考察教育現狀、診斷教育問題及選擇教育改革措施，具有針對教育質量考評的工具性。必須指出的是，強調要素建構及價值確定的教育評價與強調事實搜集與數據驅動的教育評估，兩者具有知行合一的關系，它們共同構成依據教育價值保障教育質量不可分割及無孰重孰輕的重要手段。

　　在明確教育評價與教育評估概念的基礎上，?高校評價與高校評估及其作用可以分別理解為：前者以價值分析為手段旨在對高校價值予以定性及辦學治校方向予以定位，對高校的辦學治校具有導向性和規定性；而后者則以高校現實數據收集為手段并依據預先確定的指標體系，旨在對高校的現狀及問題進行考察和診斷，對高校辦學治校的改進與改革具有針對性和專門性。??基于此，高校分類評價是一種基于高校分類體系的價值判斷活動，其通過對不同類型高校的辦學使命、發展目標和社會貢獻進行價值分析，確立差異化的評價標準，從而對各類高校的辦學治校予以定位和引導。而高校分類評估則與之相輔相成，依據分類評價標準，收集具體數據與事實，對各類高校的實際辦學水平和目標達成度進行考察與診斷。高校分類評價旨在解決“辦什么學、治什么校”的價值導向問題，評估則重在解決“辦得如何、是否治好”的事實搜集及其診斷問題。無論是高校分類評價還是高校分類評估都是國家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中不可或缺且不能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故必須由國家通過相關政策制度加以主導和推進。

　　其實就高校教學評估而言，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我國教育主管部門高度重視并組織過多次本科教學評估。如1985年，國家教委頒布《關于開展高等工程教育評估研究和試點工作的通知》，一些省市開始啟動高校辦學水平、專業、課程的評估試點工作；1990年，國家教委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就高等教育評估性質、目的、任務、指導思想、基本形式等作出明確規定，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高等教育評估的法規；1994年初，國家教委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實施對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

　　就發展過程而言，高校本科教學評估相繼經歷了三種評估形式：合格評估、優秀評估和隨機性水平評估。2002年，教育部將合格評估、優秀評估和隨機性水平評估三種方案合并為一個方案，出臺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方案》，將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的結論分為優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種；2003年，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實行“五年一輪”的普通高等學校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制度，同年針對高職高專院校制定了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開始對26所高職高專院校進行試點評估；2004年8月，教育部專門成立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以擔負高校本科教學評估的組織與管理工作，五年一輪評估制度的建立及評估中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高校教學評估工作開始進入規范化、科學化、制度化和專業化的發展階段；2011年，教育部頒布了《教育部關于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評估工作的意見》，確定了以學校自我評估為基礎，以院校評估、專業認證及評估、國際評估和教學基本狀態數據常態監控為主要內容的高等教育教學評估頂層設計；2012年初，教育部下發《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估實施辦法》《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估指標體系》，新一輪評估方案基本確定；針對第一、第二輪本科教學評估存在的問題，教育部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于2021年又制定了新一輪《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實施方案（2021—2025年）》。

　　近幾年來，國家對高校分類評價改革之所以如此重視，一方面基于對高校價值之于高校評估之重要性的理性認識，另一方面基于對高校堅持本位發展極具引領作用的高校評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高等教育體系整體高質量發展的事實。

　　雖然早在2010年國家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人才培養體制改革”部分就強調：更新人才培養觀念及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必須改革教育質量評價和人才評價制度。遺憾的是改革進展及其效果不顯。直至在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針對教育強國建設的緊迫性及教育評價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強調要通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后，教育評價改革的重要性及緊迫性才成為教育主管部門及高校的共識并進入實操的階段。

　　關于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主持教育強國主題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再度予以了強調，并特別指出必須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評價體系。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提出要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為貫徹落實《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推進高校分類評價，教育部在具有操作性及旨在“以評促建、以評促改、以評促管、以評促強”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實施方案（2021—2025年）》頒布后，把高校評估分為“雙一流”建設高校以及辦學定位和辦學歷史不同的高校兩大類四種（第一類針對世界一流大學，第二類細分為學術型、應用型及地方應用型高校），指標體系強調立德樹人、突出“以本為本”和“四個回歸”并強化學生中心、知識產出導向和持續改進，通過實行分類指導的評估推動學校基礎建設、問題整改、管理強化和質量躍升，從而根本改變了自2003年以來我們用一個評估指標體系衡量高校本科教學質量的積弊。2025年初出臺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再次強調深化教育評價改革。

　　由此足見，無論是針對本科教學質量的教學評估及其改革包括針對學科水平及其實力的學科評估及其改革，還是針對高等教育價值認識的高校分類評價改革，均為國家政策驅動由教育主管部門組織背景下實施的，旨在確保我國高等教育質量及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競爭力的高校改革行動。

　　高校分類評價改革是我國教育評價改革的重要構成，更是關切高校能否自覺于并安心于依據自己的屬性定位分類發展，以此更好地在國家高等教育整體布局的框架下履行服務國家戰略使命的具有政策導向作用的治理工具。進而言之，高校分類評價的本質在于促使各類型高校在認識并回歸自身學術和社會價值的前提下，并結合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以事實搜集、問題診斷、謀取改變為目的高校評估，以引導高校集中有限的人財物資源，堅持在各自領域及層次上形成差異化發展特色且發揮自己獨特性優勢，從而為促進國家高等教育體系的高質量發展、教育強國及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二、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的邏輯適切性分析及實證案例

　　在梳理了高校分類發展及其分類評價的政策背景后，有必要從學理分析上找到兩者高度關聯的理論依據，以支撐本研究之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具有因果邏輯的學術判斷及學術立場。具體言之即：高校分類評價既是高校分類發展的動力前提又是制度保障，而高校分類發展則既是高校分類評價的目標追求又是必然結果。高校分類評價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導、保障并促進高校的分類發展，缺失了有利于高校分類發展的高校分類評價標準，高校分類發展就失之依據與動力。以下從高校及其發展的學術與現實邏輯關系、高校分類發展及其評價協同關系及美國高校分類評價的案例，闡明并實證兩者的邏輯適切性。

　　（一）高校及其存續發展必須遵循的底層邏輯及其與高校評價的因果聯系

　　如圖1所示，高校作為受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多重因素影響的教育及學術組織，其發展必須遵循自身內在的探索和傳播高深知識的學術邏輯，以保持知識與真理探索的自主性、連續性與統一性；同時也必須遵循服務國家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需求的現實邏輯，以獲得其存續發展的必要資源及合法性。兩個邏輯是高度關聯而非彼此獨立的存在，但學術邏輯主要決定了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的核心使命，而現實邏輯則決定了大學利用人才和知識優勢服務社會的基本職能。兩者不僅共同構成了高校存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底層邏輯，也決定了高校社會職能及其辦學定位的多樣性。然而出于提升社會聲譽以獲取更充分辦學資源的目的，不少高校更傾向選擇遵循學術邏輯而非現實邏輯的發展模式，從而導致缺乏安于并守持自身類型定位辦學治校的自覺性，各類高校均存在脫離國家高等教育結構布局的同質化發展問題。

　　有必要指出的是，強調高校分類發展并非僅緣于高校具有強烈社會屬性，必須滿足服務國家戰略全局和社會進步需求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選擇；這亦是高校存續發展邏輯對其必須守持自身屬性，按規律辦學治校的內在規定性所致。

　　進而言之，高校按自身屬性類型定位辦學治校育人的分類發展，一方面這是保證國家高等教育體系高質量有序發展及整體提升國家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高校集中有限資源于強勢學科、優勢專業以揚長避短、提升自身競爭力和高校內部治理效率的需要。高校存續發展的邏輯決定了高校分類發展的必要性。

　　此外，由于“教育評價事關教育發展方向，有什么樣的評價指揮棒，就有什么樣的辦學導向”，高校評價亦然，對高校發展選擇的指揮棒導向作用更為強烈，由此自然決定了高校按類型發展與高校按類型評價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對兩者關系的更深入分析不難發現，高校評價及其標準既是高校辦學的目標追求又是高校治理的工具手段，因此高校評價及其標準對高校的辦學治校選擇必然具有導向性甚至決定性作用的結論毋庸置疑。

　　高校分類評價改革既有利于體現高校評價的科學性，亦有利于保證同類型及同層次高校之間競爭的公平性，以及在堅持屬性本位發展中追求卓杰的自覺性及持久性。科學的高校分類評價體系通過差異化評估標準，在引導各類型層次高校明確并守持自己類型的發展定位之同時，還具有增強不同類型層次高校獲得發展必需的諸如社會聲譽及社會資源的作用。

　　（二）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的邏輯適切性討論

　　綜上分析，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之于高等教育治理而言，是一個不能分割具有緊密邏輯關切的有機整體。推進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相互適切的改革有利于破解高等教育同質化困境，激發高校辦學活力，從而營造立體多元且富有可持續發展活力的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生態。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的邏輯適切性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共同指向內涵式發展，共同回應加快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需求。如果說高校分類發展是推動大規模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所在，旨在引導高校實現全面的高質量發展；那么高校分類評價改革，正是基于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的目的。兩者共同聚焦于高校以鮮明的辦學特色與卓越的治校水平服務國家戰略科技競爭能力的提升。

　　其二，高校分類發展與高校分類評價的相互匹配，有利于促進高校評價與高校發展的良性循環。高校分類評價作為基于高校分類體系的價值判斷，其為高校分類發展提供了價值導向與行動框架，為高校分類發展實踐設定了基本賽道及其規則。具體而言，高校分類評價為高校按屬性定位辦學治校及學科專業調整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供了依據；而高校分類發展則為高校分類評價提供了實踐經驗及支撐事實，亦即高校分類發展實踐是檢驗分類評價體系是否科學、有效的重要標準。

　　其三，高校分類發展與分類評價的有機協同，有利于營造結構合理、充滿生機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態環境。事實亦然，高校分類發展和高校分類評價的有機協同，能夠有效解決以單一標準構建的傳統評價體系導致的高校生態位重疊密度過高，以及對高等教育資源競爭盲目與混亂的問題，形成各類型層次高校自覺在其生態位追求高質量發展高等教育生態，從而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生態體系建設的整體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總之，構建高校發展及其評價邏輯適切的高校分類評價體系，有利于高等教育發展的多樣性及其治理效率提升，以及形成各類型層次高校更加多元、更具特色、更有活力、更高質量發展的高等教育生態。

　　（三）美國高校分類評價與分類發展的實踐經驗

　　美國作為占據高等教育強國地位幾近一個世紀的國度，其成功經驗之一即高校的分類評價與分類發展的適切性實踐。

　　就高校分類發展而言，美國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統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其由三大子系統構成：①加州大學系統（UC），由10所以研究生教育為主的研究型大學分校構成；②加州州立大學系統（CSU），由23所分校構成的教學型大學系統，其入學門檻較寬松、學費相對較低，主要提供本科及部分碩士教育，有些學校也具備極有限的博士生教育；③加州社區學院系統（CCC），由119所分校構成，主要提供兩年制職業教育和社區服務，不授予學位但可轉學至其他高校。上述?三大系統通過加州立法實現功能分層，分別承擔基礎研究、專業教學和職業培訓職能，共同構成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完整體系。由于加州政府根據不同高等教育系統的定位予以評價并撥款，一百多年來各系統高校一直安于本位辦學治校至今。如加州政府及其加州大學系統決策層寧可新創建一所研究型大學分校如默塞德分校（2005年創建)，也絕不讓加州州立大學系統內即便辦學歷史有一個多世紀之久的如奇諾分校（1887年創建）、圣地亞哥分校（1897年創建）等升級上位。

　　就高校分類評價而言，美國高校分類評價的典范當屬卡內基高等院校分類標準及其運用。卡內基分類標準將大學分為博士院校、碩士院校以及本科、專科院校（及其以下）等多個層級，其中博士大學又具體根據研究支出和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分為R1（極高研究活動）、R2（高研究活動）和D/PU（博士/專業大學）。碩士院校則根據碩士學位授予數量，分為M1（較大規模）、M2（中等規模）和M3（較小規模）。這一分類標準被美國教育部、高等教育協會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等機構廣泛采用，作為高校數據搜集及高校評價的基礎框架。如U.S. News大學排名就以該標準作為評價排名的依據。在該框架下的高等院校排名并非單一綜合排名，而是按不同層次類別進行的分類排名，具體包括針對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最好國立大學排名（Best National Universities），專注本科通識教育的最好文理學院排名（Best Liberal Arts Colleges），按地理區域劃分、側重于提供本科和碩士課程的院校的最好地區性大學/學院排名（Best Regional Universities/Colleges）等。此外，U.S. News還提供特定學科（如商科、工程、計算機科學）的本科排名（通常基于同行評估和專業認證）以及促進學生成功的學術項目等特色排名。

　　由此可見，制定比較全面且高質量的高校分類標準及其評價體系：其一，必須重視分類框架的權威性與普適性，這依賴于獨立且權威的機構制定科學的框架，并同時需要保證數據搜集及其比較的一致性；其二，必須優先關注分類而非排序，先分類后排名的方法將更大幅度承認高等教育機構的多樣性，尊重不同類型院校的不同目標和價值；其三，必須采納科學全面的量化指標，如基于清晰、客觀的量化數據（包括研究經費、師資情況、各級學位授予數量等），并減少主觀偏見以確保分類結果更具說服力和可比性；其四，聚焦指標的分類而非比較作用，量化數據的統計并不是為了將所有學校一較優劣，而是為具體的評價提供合理的類別劃分，旨在保證量化指標在同類別院校中產生可比性，并起到標識不同學校類別的指示作用，使得評價結果對實踐更具參考價值。

　　高校分類發展的目的是高校依據自身類型定位辦學治校育人，讓其按自己類型定位發展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評價，這就是指揮棒作用，也是兩者必須邏輯適切的底層邏輯。加州公立大學系統之所以能一百多年安于本位辦學，其奧秘就在于加州政府根據既定的高校分類評價及撥款等制度設計，確保處于不同系統層次的高校發展與分類評價相掛鉤，立法對UC、CSU、CCC三大系統的職能設計又為它們的分類評價標準提供了價值依據及要素框架。同時，政府根據不同系統高校的使命進行績效評估和撥款的分類評價體系，又反過來錨定、強化并驅動了不同系統的高校安于分類發展，倘若偏離本位發展，其結果既“不經濟”且“不名譽”。二者構成了一個自我不斷強化的良性循環，從而實現了各個大學高質量且自覺于本位辦學治校。卡內基高等院校分類標準的成功實踐，讓每一類高校找到自己的價值坐標和發展路徑，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優化和功能最大化起了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高校分類發展與分類評價之間具有高度邏輯關切性，即高校分類發展是高校分類評價的目的所在，而高校分類評價是高校分類發展的規定性。推進高校分類評價與分類發展邏輯適切的高校分類評價改革，對推動和落實我國高校的分類發展具有先決性及不可或缺的制度設計意義。

　　三、高校分類評價改革的邏輯依據及其方向重點選擇

　　高等教育的國家屬性及強烈時代性，決定了高校評價必須與時俱進，由此亦決定了高校分類評價改革的緊迫性。高校分類評價既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必然選擇。故此，《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特別強調：必須通過“改進高等學校評價”以“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作為教育評價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分類評價改革必須順應高等教育發展的時代需要及遵循高校自身的發展規律，此即高校評價改革的底層邏輯。

　　縱橫考察我國高等教育的時空背景，高校評價改革需要高度關注如下底層邏輯：（見圖2）其一，教育強國對高校服務并推進教育強國建設目標完成具有導向引領作用的價值邏輯；其二，積極主動應對世界百年未遇大變局的開放邏輯。由于高校及其發展必須遵循其作為知識開放系統的第一性原理，為此高校分類評價改革亦有必要遵循開放的邏輯。

　　（一）高校分類評價改革的價值邏輯與開放邏輯闡述

　　高校分類評價改革必須建立在對其時代背景及重要性的理性認識基礎上，只此才能確保其改革的針對性及有效，此即闡明高校分類評價改革之底層邏輯的必要性所在。

　　1. 服務與推進教育強國建設的價值邏輯。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著眼21世紀中葉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要求提前15年建成教育強國，為建設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對教育強國建設而言，2035年成為極其重要的時間節點。教育強國既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目的，更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手段。教育具有“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的戰略意義，而教育強國建設的價值：基于國家發展戰略而言，其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基于教育體系自身而言，其旨在全面提升教育質量和推動教育現代化。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建設教育強國主題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特別強調：教育強國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中具有戰略先導作用，教育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支撐，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此即我國把教育強國建設置于“五大強國”建設之首的原因所在。

　　關于教育有兩種解讀：其一，作為國家事業指包括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在內的國家完整教育層次體系；其二，特指基礎教育。教育強國顯然取第一種定義，高等教育強國自然亦是題中之義。“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由此可以推斷高等教育強國建設何其重要。由于教育強國既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目的，更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手段。因此，作為目的的教育強國，高等教育強國是教育強國戰略框架下的有組織行動；作為手段的教育強國，高等教育以其高層次專業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創新為核心使命和社會職能的屬性特征，具有強烈的生產力屬性并對現代化強國建設更具直接性、動能性，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及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動力所在。

　　上述關于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闡述，高等教育強國的率先性已經凸顯。由于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導致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及國與國的競爭越來越依賴于高等教育，其強弱決定國家未來，由此決定了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引領性及置頂重要性。高校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主體，向國家各領域供給各級各類拔尖創新專業人才以滿足現代化強國建設需求的任務亦日益緊迫和繁重，為此對整個高等教育體系整體優秀的要求亦越加強烈。受高等教育發展的這一價值邏輯驅使，傳統的以單一學術指標為主的評價體系容易導致高校追求“大而全”趨同式發展目標路徑，大而言之有礙國家高等教育結構布局整體效能的最大化，小而言之造成高校之間由于同質化發展、生態位高度重疊對有限資源的不良競爭及治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高校分類評價由于充分尊重不同類型層次高校屬性功能及其衍生的辦學歷史、辦學條件及辦學水平、辦學目標等客觀存在的差異性，對鼓勵和推進高校自覺按屬性定位追求高質量的分類發展具有價值引領和制度保障的作用，尤其是有利于不同類型層次的高校立足并安于本位發展，為滿足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布局需要，在提供不同專業類型的人才培養和推進知識創新及新質生產力發展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2. 適應并駕馭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開放邏輯。高校是知識存儲、知識傳播、知識創新、知識應用的學術與教育組織，且不論高校原本就是應社會需要創生繼而具有強烈社會性（開放性）的產物，即便就知識存儲、生產、傳播及應用本身，高校也必須通過開放保證其知識的先進性、前沿性及社會性，由此決定了高校本質上就是一個知識開放的系統。這一本質決定了高校唯有通過積極主動、持續不斷的開放，才能確保其知識的先進性與社會價值的稀缺性及不可或缺性，從而更自覺于履行組織使命及積極發揮其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作為知識開放系統的存在，高校無法回避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帶來的時空變化，必須更加主動開放適應和駕馭大變局帶來的各種挑戰。為此，高校分類評價也必須隨高校本體與時俱進、順應時代變化的發展需要。

　　首先，高校必須以開放的邏輯應對地緣政治變化等空間因素帶來的國內外挑戰。由于高校具有強烈的社會性及國家性，為此同樣要面對地緣政治劇變帶來的充滿各種矛盾的復雜國際環境，如合作與競爭的矛盾、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與逆全球化矛盾、國際化與民族性的矛盾等等。這亦是《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為何在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部分，特別強調提升教育國際化水平的重要性并把國際影響力作為教育強國建設六大重點領域之一的原因所在。高校必須以更加開放的意識及行動積極融入世界發展，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發揮中國作用、提升中國影響。同時國內發展亦進入充滿挑戰的新時期，圍繞本世紀中葉建成中國式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國家的創新發展、治理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內循環”發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等一系列重大戰略，均對以實施高等教育為使命的高校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其次，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構社會，并接續不斷地深刻沖擊著傳統高等教育。從“Wi-Fi+高等教育”到“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技術不再是輔助工具，而是推動教育系統性變革的核心變量。導致其對包括傳統的大學觀、知識觀、人才觀在內的高等教育觀念，包括知識生產模式、學科重構邏輯、科技倫理引領在內的知識創新范式，包括培養目標調整、培養模式創新、培養質量評價在內的人才培養模式等均提出了嚴峻挑戰，對高校的存續發展及創新活力構成了嚴峻考驗。

　　在國際競爭日益凸顯為科技競爭及國家現代化強國建設面對諸多嚴峻挑戰的時空背景下，高校作為高新知識的發現者及高新技術的發明者，必須在服務國家戰略的強大使命責任驅使下，在提升國家新質生產力的國際競爭中，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和行動，聚焦“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充分發揮自身高端專業人才及高新科技資源集中的優勢，為攻克我國高新科技薄弱領域，提升我國高新科技的全球競爭力起到領跑的作用。高校分類評價必須秉持與時俱進的原則，亦即以開放邏輯推進自身改革，惟此才能引導高校適應并駕馭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環境。

　　（二）推進新時期高校分類評價改革的方向與重點選擇

　　為全面落實中央關于《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提出的“改進本科教育教學評估，推進高校分類評價”目標要求，新一輪的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2021—2025年）將普通高校分為“兩類四種”即：第一類?為“雙一流”建設高校；?第二類為辦學定位和辦學歷史不同的高校，具體分為三種不同類型：一是以學術型人才培養為主的高校，二是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的高校，三是本科辦學歷史較短的地方應用型高校。相較前兩輪本科教學評估，新一輪評估不僅指標體系精簡且增強了對不同評估對象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而且體現了引領高校分類發展的價值導向。

　　總體而論，新一輪評估在引導、推動和促進不同類型層次高校或定位于世界一流，或定位于學術型人才培養，或定位于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分類發展均產生了積極作用。由于本科教育教學評估亦是高校分類評價改革的重要組成，本研究基于?新時期高校分類評價改革必須有力回應價值邏輯和開放邏輯的理性認識，主要討論“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建設成效與一般本科高校的評價改革方向及其重點。

　　1. “雙一流”建設高校建設成效評價改革的方向及重點。“雙一流”建設高校在新一輪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中,是作為“具有世界一流辦學目標、一流師資隊伍和育人平臺，培養一流拔尖創新人才，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評估對象，旨在重點考察其本科教育教學質量保障能力、綜合改革舉措與成效。就建設成效而言，由于“雙一流”建設高校均為研究型大學，擔負具有長期性、艱巨性、探索性特征的，以卓杰人才隊伍建設為基礎、以提升學科競爭力為目的，以拔尖創新型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為核心使命的責任，由此決定了其建設成效評價指標體系絕不能流俗于一般高校的評價標準，必須通過對某些關鍵指標的提煉以凸顯“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特殊性。根據《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制定“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辦法，要“重點突出培養一流人才、產出一流成果、主動服務國家需求，引導高校爭創世界一流”的基本原則，“雙一流”建設高校建設成效評價改革亦即評價體系完善的價值取向及重點有必要聚焦如下。

　　（1）“雙一流”建設績效評價體系構建，必須以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與“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價值引領。由于“兩個自主”涉及人才培養尤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及知識創新尤其是原創知識發現和高新技術發明，其不僅與“雙一流”建設高校高度關切，而且是也必須是“雙一流”建設高校的核心使命及目標追求。高新知識及其技術物化及掌握和創造高新知識及其物化的創新人才為大變局時期其他任何無法取代的競爭實力所在，實現“兩個自主”，我國高等教育才具有駕馭國際科技競爭的主動權。因此，“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建設績效評價必須以是否實現及推進“兩個自主”為評價標準，檢驗其在“兩個自主”方面作出的貢獻。“兩個自主”不僅對應了高校分類評價改革的價值邏輯與開放邏輯，更在于體現了“雙一流”建設高校建設績效評價的特殊性。

　　概而言之，加快實現“兩個自主”，既是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目標所指，亦是“雙一流”建設高校建設績效考核評價改革的方向所趨。?

　　（2）“雙一流”建設績效評價體系構建，必須有利于引導“雙一流”建設高校自覺納入現代化強國建設戰略框架并發揮其有組織科研創新平臺的作用。“雙一流”建設高校既是融合了高水平、高質量、高投入概念的“教育、科技、人才”實體，又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可或缺的主力軍。

　　一方面，“雙一流”建設高校必須堅持以國家戰略需求為方向，秉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理念，集中力量推進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及致力于解決我國被西方“卡脖子”的科技薄弱領域，為最大化我國科技競爭力作出獨屬自己的特殊貢獻；另一方面，應積極加強與高等教育強國一流大學交流合作的國際化發展，充分發揮知識開放系統吸納世界一流大學科技資源諸要素的作用，激發自身學術生態組織活力、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從而為國家布局及駕控具有戰略性、全球性、前瞻性的國際科技前沿領域作出積極貢獻。

　　（3）“雙一流”建設績效評價必須通過高校評價理論自身的創新以推動“雙一流”建設高校回歸人才培養尤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本真及核心使命。人才培養是高校的核心使命，由此決定了人才培養質量之于高校之生命線意義，以及人才培養質量評價之于高校重視專注人才培養的價值引導意義。“雙一流”建設高校雖然承擔了繁重艱巨的知識創新及其物化生產力任務，但仍然必須守持人才培養之核心使命，這亦是教育部等三部委在《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特別強調，“雙一流”建設高校必須“把人才質量作為評價的重中之重”的原因所在。其實，“雙一流”建設高校是由“一流本科教育”支撐的高校，而所謂“一流本科教育”本身就是指向一流人才培養的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只有培養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夠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4）“雙一流”建設績效評價有必要將“治理成效”作為一級指標納入評價體系，以引導“雙一流”建設高校自覺把內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落到辦學治校的實處。加強“雙一流”建設高校內部治理成效的評價，不僅是對《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加快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落實，也是“雙一流”建設高校自覺于內部治理現代化以加速建成及提升世界一流大學及世界一流學科水平實力的必然選項。因為，“當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所需要的來自大學系統外部的制度及資源供給問題得到較好解決之后，對一流大學建設得失成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則主要來自大學內部治理體系。”

　　高等教育之于教育強國具有龍頭地位，而“雙一流”建設高校之于高等教育強國建設亦有引領作用。因此，“雙一流”建設高校建設績效評價改革抑或評價體系完善的必要性凸顯，其改革及完善的價值取向及重點在于：一方面必須有利于規范和引領新一輪“雙一流”建設高校理性自覺于按人才培養及知識創新的規律辦學治校；另一方面必須有利于檢驗“雙一流”建設高校是否為國家科技的自強自立尤其高新知識和高新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及具有國家使命責任擔當精神的拔尖創新型人才培養等方面作出了具體的、卓絕的貢獻。

　　2. 一般高校評價改革及評估指標完善的方向及重點。?綜合有關文獻資料，關于高校分類發展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當時國家政務院頒布的《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仿照蘇聯模式，將高等學校分為大學、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1952年院系調整后，形成綜合大學與理工、師范、農林等專門院校的格局，但分類標準仍以學科門類和學生規模為主。隨后，改革開放后的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校實行以“共建、聯合、調整、合并”為目的的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其在很大程度解決了我國長期存在的“條塊分割、分散辦學、重復辦學、資源效率不高”等問題,可以肯定這一改革成效顯著并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然而，遺憾的是其也帶來了進入21世紀后諸多高校熱衷于追求大而全辦學目標的同質化發展問題。針對高校發展的這種可能愈演愈烈的發展趨勢，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高校分類體系。2017年1月，教育部在《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中首次正式提出將高校劃分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類。2025年《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強調要進一步明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要求區分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辦學定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作為教育強國建設的一個戰略舉措，當然包括如何建構和完善對推進高校分類發展的分類評價的改革。作為區別于“雙一流”建設高校的一般高校，其有利于自覺于按本位發展的評價改革或評估指標完善，需要重點關注并解決如下問題。

　　（1）評估指標必須克服缺乏針對不同類型層次之一般高校的特殊性而不利于分類發展的問題。在新一輪評估中第二類高校雖然劃分為3種類型，相對前兩輪評估其指標體系更為細化，重點考察高校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資源條件、培養過程、學生發展、教學成效等。但因為這類高校屬于在國家高等教育整體結構布局中承擔著不同的高等教育社會職能，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基礎性支撐作用且規模龐大的高校集群，這亦是它們按學科專業門類定位細分為綜合性、理工類、師范類、農林類、醫藥類、財經類、語言類、體育類以及藝術類高校存續發展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所在。若我們繼續以過于強調統一性及缺乏針對不同類型特殊性的有差別的評估指標，去審核這類高校的教育教學成效，這對推進它們自覺于堅持屬性本位辦學治校是有困難的。正如《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舉例強調：要改進師范院校評價，把辦好師范教育作為第一職責，將培養合格教師作為主要考核指標。其他高校亦然，也必須重視評價指標設計是否有利于引導其分類發展的適切性。

　　（2）評估指標必須積極回應時代發展對不同類型層次之一般高校教育教學提出的人才培養及其質量新要求。教育教學評估本身就是針對人才培養及其質量的評估活動，尤其需要呼應時代發展對人才培養及其質量提出的新要求。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不同類型層次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不盡相同，由此決定了考察衡量人才培養的質量的標準應當有所不同。然而遺憾的是，一般高校關于人才培養質量的評估不僅普遍存在缺乏“適當就業率”“在校生和畢業生創業情況”，尤其“杰出或創新人才的培養及其貢獻率”等衡量在校生和畢業生培養質量和就業質量的指標選項，而且缺乏衡量不同類型人才培養質量的目標設計及基本標準。這里有必要強調，培養杰出人才及創新人才并非僅是“雙一流”建設高校責任。又如，人工智能迭代發展對所有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評價及其與之高度相關的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制度安排、文化營造及教師素質等人才培養體系全要素、全過程均提出了新要求。同樣遺憾的是，一般高校對人工智能迭代發展對本校人才培養的挑戰敏感性不足，缺乏針對本類型層次高校人才培養之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積極有效應對，導致人工智能素養培養滯后于人工智能時代的要求。如此等等，均有可能導致一般高校由于人才培養的社會競爭力衰微，繼而失去堅持屬性本位發展的信心。上述問題都有賴于通過一般高校評價改革及評估指標體系完善加以解決。

　　（3）評估指標必須有利于不同類型之一般高校高度重視辦學效率與社會貢獻的提升。經過三輪本科教學評估，居于不同類型層次集群的一般高校的基本辦學條件亦得到極大改善。基于此，一般高校的評價評估均必須從過于重視辦學條件的評估，如教學行政用房面積、計算機臺數、多媒體教室和語音教室等物質條件的評估，過渡到辦學效率的評估。必須強調的是，高校辦學效率的概念固然包括高校內部投入與產出關系之經濟學效率的含義，但更是特指其辦學質量包括人才培養質量、科技產出水平及社會服務貢獻的概念。一般高校無論作為以學術型人才培養為主的研究型高校，還是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的應用型高校，抑或是以地方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的技能型高校，它們不僅負有推進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使命責任，而且具有在堅持自己屬性本位辦學治校定位發展的前提下作出不同社會貢獻的能力。這都有賴于吻合不同類型之一般高校的評價評估制度及指標予以引領和保證。

　　高校分類評價本身雖非目的，而是實現高等教育結構和功能布局優化，以及激勵各類型層次高校立足本位、辦出特色，從而既滿足國家社會對人才多元化需求及不同科技領域競爭力全面提升，又確保不同類型高校自覺于守持屬性特征定位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極具導向力、改造力、推動力的有效手段。此即強調高校分類評價與高校分類發展必須保證邏輯適切性的學理基礎及現實需要。

【眭依凡，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幸泰杞，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