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研究有助于深刻把握高等教育的變革邏輯與未來方向。從高等教育發展動力、發展重點和發展主體三個維度建立分析框架并對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發現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主要存在“市場-國際”雙維場域的人才匯聚趨勢、“戰略-卓越”雙輪驅動的科技競爭趨勢、“教育-產業”雙鏈融合的創新協同趨勢和“內部-外部”雙重邏輯的協商漸進趨勢。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完成“量”的積累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應著力提升創新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均衡發展能力，充分發揮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龍頭作用。

關鍵詞：世界高等教育；教育強國；發展趨勢；中國選擇

在當今創新驅動時代，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會議上明確提出，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這就是說，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國教育強國建設的進程，甚至決定國家未來的整體競爭實力。當今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而系統分析這些發展趨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世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格局，并從我國的實際出發，走出更具特色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之路。

一、教育強國建設視角下的國家高等教育發展

（一）高等教育戰略地位提升已成世界趨勢

近年來，高等教育發展在國家實力和競爭力提升中的地位日益凸顯。2014年，世界經濟論壇在其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指出，高等教育對于一個國家在全球化和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持競爭力至關重要，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的復雜性增加，對知識和技能的需求也在增強，高等教育在培養“能夠勝任復雜工作任務的勞動者”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不僅是人才培養的場所，還是研究和創新的中心，能夠推動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高等教育只有培養出更高質量的人才、產出更高水平的成果時，才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在這種背景之下，當今高等教育發展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強國”色彩，雖然一些國家并沒有明確提出教育強國或者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目標，但是在國家發展目標及政策制定方面，高等教育已經與國家發展深度綁定，其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如美國《無盡前沿法案》對高校科學研究提出了很多明確要求，目的是保持科技發展領先地位，在“與中國競爭”中贏得優勢；芬蘭、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將高等教育納入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之中，充分發揮高校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作用和價值；德國的大學資助計劃卓越戰略明確指出，“卓越戰略的目標是長期鞏固德國作為杰出研究中心的地位，并進一步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因此，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開始高度重視將高等教育發展深度嵌入國家和社會發展之中，而這是理解當今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總體趨勢的出發點。

（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三維度分析框架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可以從發展動力、發展重點、發展主體三個維度進行考察。首先是發展動力。發展動力是指推動高等教育發展的各種力量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相互合成及其運作的方式。從當今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情況來看，國家高等教育發展動力可從內部邏輯和外部邏輯兩個方面來考察。從內部邏輯看，其動力主要來自對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追求，如知識傳承、自由探索、追求卓越等；從外部邏輯看，其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如國家戰略、經濟發展、社會需要、市場需求等。其次是發展重點。由于歷史文化、資源稟賦、體制機制等方面的不同，不同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重點存在很大差異，但歸納起來，當前高等教育的發展重點主要集中在提升學術實力、匯聚人才隊伍、促進產業發展、提高國際影響力等方面。最后是發展主體。任何的發展都離不開發展主體，對高等教育來說，其發展主體主要有政府、高等學校、企業、各種社會組織等，主體間的不同關系是考察發展主體的重點。一般來說，主體關系可體現為伙伴關系、協同關系、從屬關系、博弈關系、共生關系等，主體間的不同關系對高等教育發展會產生不同影響。本研究將結合上述三個維度對世界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進行分析。需要說明的是，這三個維度是關于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理論分析框架，具體到不同國家，所概括出的發展趨勢不一定在三個維度上都有體現，而是根據實際發展狀況有所側重。

二、當今世界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及典型經驗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從以往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體系發展為去中心化且高度競爭的動態變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隨著很多后發國家高等教育的崛起，世界高等教育逐漸向多極化格局發展，具體包括：第一，西方傳統高等教育強國，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第二，與西方傳統高等教育強國一脈相承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第三，北歐“創新領跑型”國家，如瑞典、丹麥、芬蘭、荷蘭等；第四，東亞后發型國家，如中國、日本等。以下將結合21世紀以來上述世界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實踐，提煉其發展趨勢，并結合典型國家經驗具體分析這些發展趨勢的變化過程。

（一）“市場-國際”雙維場域的人才匯聚趨勢

一般來說，政府在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中都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但是近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逐漸向市場化、應用化轉向，英國甚至逐漸形成高等教育產業，并深度融入全球教育市場之中。這些國家憑借其英語體系的天然優勢與成熟的市場化運作機制，大力推進國際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逐步形成了國際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發展趨勢。英國自2003年發布《高等教育白皮書》開啟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以來，高校獲得了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籌資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權，直接刺激了其國際高等教育產業的繁榮和發展。1999—2011年，英國連續實施了兩屆首相倡議計劃，極大地促進了其國際高等教育規模的增長，新增了20多萬非歐盟學生。2019年，英國政府發布《國際教育戰略：全球潛力，全球增長》報告，明確提出到2030年實現“教育出口額增加至每年350億英鎊”“高等教育國際學生人數增加至每年60萬”等目標。該項戰略還提出了配套措施以促進目標達成，如設立國際教育大使以協調市場的合作伙伴關系、提供一系列教育服務以擴大國際教育的廣度和多樣性、在簽證和居住政策上支持國際學生等。在這些舉措之下，在2010至2019年間，英國教育相關出口總額實現了顯著增長，從148億英鎊攀升至230億英鎊。同樣，2003年，澳大利亞政府推出《我們的大學：支持澳大利亞的未來》改革方案，發布允許大學在政府核定標準基礎上上浮學費、擴大全額自費生的招生比例等舉措，極大地拓展了高等教育海外市場。近年來，這一市場導向進一步加劇，政府直接取消了高校國際在校學生人數上限的規定，使得高校可以持續擴大招生規模。加拿大在2013年發布《全球市場行動計劃》，將教育國際化作為其經濟發展的22項計劃之一。2014年，加拿大政府發布首個國家層面的教育國際化發展政策文件《加拿大國際教育戰略》，該戰略除了提出要增加學生流動外，還特別強調了培養技能型人才以彌補本國勞動力市場的短缺，并通過對國際學生放寬簽證和移民政策來促進他們在加拿大就業。2019年，加拿大政府又改進了這一項戰略，計劃在五年內撥款1.48億加元促進國際教育發展，明確提出要通過國際教育戰略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提升加拿大的創新能力，提高經濟活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最終促進加拿大在全球競爭中保持優勢。通過這些舉措，加拿大獲得了極大的收益，據其全球事務部統計，2022年國際學生為加拿大的GDP增加了至少303億美元，并提供了353850個就業崗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國家積極推進國際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初衷是為了緩解經費壓力，如自21世紀以來，因政府財政緊張，英國主要通過連續上漲學費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策來緩解高等教育財政壓力。但是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國家通過高等教育市場化，不僅獲得了充沛的高等教育發展資源，更吸引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學生，其中不乏優秀人才，形成了人才匯聚的趨勢，走出了一條通過國際高等教育產業化擴大高等教育資源，并吸引國際優秀人才的發展之路。當然，這種趨勢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國際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因此，未來這種趨勢如何發展、這些國家如何在市場化和高質量之間尋求平衡，仍需持續關注。

（二）“戰略-卓越”雙輪驅動的科技競爭趨勢

近年來，中國、美國等大國競爭愈演愈烈，國家發展戰略越來越深地滲透到高等教育中來，其核心是通過高等教育發展來保持和提升國家在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美國政府自20世紀中葉起就持續推出教育和科技創新政策，進入21世紀，美國更是通過一系列政策來維持其領先地位。2006年，美國政府推出了總資助達1370億美元的《美國競爭力倡議》，加強對美國科學技術發展與教育的投資。該項計劃明確提出要重點投資基礎研究領域和能源等重點應用研究領域，為STEM等關鍵領域的高校學生提供45億美元的競爭力助學金項目。2009年，美國政府又推出《美國創新戰略》，通過投資科學研究、資助STEM人才培養、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等方式推動科技創新發展，以保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015年，在世界各國紛紛增加科研投入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推出了新版《美國國家創新戰略》，除了延續之前在基礎領域的投資政策外，還加大在先進制造、精密醫療、大腦計劃、先進汽車、智慧城市、清潔能源和節能技術、教育技術、太空探索和計算機新領域等九大戰略領域的投資；同時，該創新戰略提出了推動十萬件專利轉化的實驗研究商業化計劃，以推動實驗室技術和專利的轉移轉化。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熱潮，美國政府和相關部門又通過各項政策定向引導科研人員進入人工智能、半導體等新興行業，以提升美國在這些領域的優勢地位。2022年，美國通過了《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提出了總額2800億美元的半導體科研和產業投資計劃，除了對產業的激勵，該法案還通過投資大學科研項目和教育項目來促進創新突破與產業人才培養。與此同時，自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明顯加強了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干預。2000年，美國發布《國際教育政策備忘錄》，明確提出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是為了幫助美國公民認識世界以及同他國精英建立聯系，以維持自己的領袖地位。近年來，在美國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治背景下，其高等教育政策更是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出臺了限制國際合作、限制留學專業、簽證審查等一系列措施。2025年7月，美國國土安全局公布了《學生與交流訪問者項目現代化》規則，不僅加大了申請的難度，在身份準入上更加鎖定“高端人才”，體現出明顯的人才爭奪意圖。

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與美國相比雖然還存在差距，但是由于我國具有舉國體制的優勢，政府不僅從經費投入，還從政策制度等方面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支撐，因此近年來我國也呈現出雙輪驅動下的科技競爭態勢。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開始推行高等教育重點建設政策，后歷經“211工程”“985工程”“雙一流”建設等不同階段，其核心就是通過重點建設一批高水平大學和學科，以快速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力以及國際影響力。2025年1月，我國發布《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在持續深化“雙一流”建設、培育拔尖創新人才等舉措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強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國家基礎研究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打造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等措施，將高等教育與國家戰略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體現了突出的戰略驅動之下追求卓越發展的導向。

由此可見，中國、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深受國家戰略的影響和驅動，并以追求高等教育的卓越發展為目標。在這一發展動力之下，兩國把科技創新作為重要的競爭場域，通過提前布局、搶占優勢領域、吸引頂尖人才等，為未來國家發展奠定優勢、贏得先機。

（三）“教育-產業”雙鏈融合的創新協同趨勢

近年來，北歐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其原因是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已經開始轉變傳統職能，深度融入產業發展當中。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瑞典、芬蘭和丹麥排名分列第二、第七、第九位，體現了較強的創新能力，究其原因，與這些國家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國家創新體系之中、構建了政產學研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密切相關。瑞典政府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構建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2001年，瑞典國家創新體系局成立，成為最重要的政府創新主體，資助各類機構在重點領域開展研發工作。2015年，瑞典政府成立了國家創新協調組，著眼于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創新發展能力。目前，瑞典已經形成了由政府負責制定政策，由研究理事會、專職事業署、專門的研究基金會負責創新規劃，由各類政府和私人基金會負責資助，由高校、研究所和企業負責開發，由校企共建的技術轉移中心負責技術擴散的科技創新體系。瑞典政府還積極推進商業化平臺建設，促進中小企業與大學及科研機構互動，目前幾乎所有瑞典的大學都擁有產業孵化基地。丹麥政府積極發揮其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通過與大學簽訂合同，一方面，為大學提供合同規定中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要求大學完成政府所規定的人才培養、戰略研究項目和社會服務項目等任務，有效提高了政府對大學科技創新方向的引導。2009年，丹麥實施大學研究投資計劃，通過競爭性資助方式重點資助跨學科研究和大型卓越研究項目。除此之外，丹麥還通過在高校設置學生創業孵化器等方式鼓勵高校師生參與創業，催生更多具備發展潛力的企業，增強與創業界的合作。芬蘭將國家創新體系作為其創新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和目標，在2020年通過了《國家研究、發展和創新路線圖》，從吸引和培育科研人才以提升創新能力、加強科研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合作、提升面向創新的公共服務能力等方面提出了36條創新舉措。同時，為培養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理工科人才，芬蘭于2023年發布《STEM國家戰略和行動計劃》，鼓勵高校學生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相關專業。芬蘭還通過“中間人鏈接”模式促進高校與企業的合作，如芬蘭國家技術研究中心就扮演了產學研“中間人”角色，依托科學園等載體，通過簽訂合作開發合同將高校與企業集合在一起，并提供“黏合資本”和市場開拓服務，使之形成一個學術氣氛活躍、商業氣息濃厚的創新生態系統。

北歐等國并非傳統的高等教育強國，但是近年來卻呈現出較為強勁的發展勢頭，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都非常重視高等教育在經濟發展和產業創新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越來越成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一環。高等教育通過培養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提升勞動力素質和水平、加強校企合作等方式，為產業創新發展提供強力支撐，走出了一條以教育-產業雙鏈融合為基礎的協同創新之路。

（四）“內部-外部”雙重邏輯的協商漸進趨勢

法國、德國是傳統高等教育強國，日本雖為后發型國家，卻是東亞各國中高等教育發展較早的國家之一，且日本高等教育深受德國影響。應該說，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的高等教育是在內外部雙重邏輯的博弈協商中漸進發展的。傳統的德國模式基于平等主義發展理念，政府采取了一種均等化發展的策略。但為提高高等教育的全球競爭力，2007年，德國開始實施“卓越計劃”，按照卓越大學、卓越研究集群和卓越研究生院三類資助對象給予差異化的資助，其目的是激發高校發展活力。卓越計劃一經推出就招致了眾多批評，認為該計劃專注科研而忽視教學、引發惡性競爭、對大學評價過于狹隘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采取了部分妥協措施來減弱競爭，2020年，德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通過《高等教育公約》這一持續性協商框架，對高校的基礎經費與擴招名額進行系統協調，從政策層面限制了資源的過度集中，防止了院校間差距的惡性擴大。法國高等教育一直實行大學和大學校并存的雙軌制發展格局，雖然這是法國高等教育的特色所在，但也導致了法國高校之間存在資源分配不均、教學質量低下和與社會需求脫節等問題。2006年，法國政府出臺《科研規劃法》，期望通過建立“高等教育與研究集群”，從法律層面引導大學與大學校在科研領域走向協同，以解決系統固有的雙重割裂問題。2013年，《高等教育與科研法》創建“大學與機構共同體”，旨在進一步深化雙軌整合，從而在制度層面強化不同機構間的互補關系。2010年法國開始實施卓越計劃，其初衷是建設5至10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但由于資金集中于部分地區及高校而引發了公平性爭議，于是從2014年開始，法國將資助的對象改為學科，以平息社會各界對卓越計劃的批評。為應對經濟增長乏力、適齡人口減少、高等教育國際化等趨勢，2003年，日本政府以《國立大學法人法》開啟了國立大學改革的進程，其目的是提升日本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水平，促進均衡發展，體現了較為鮮明的內在發展邏輯驅動趨勢。但政府又通過設立項目、經費支持等手段推動大學改革與發展，以實現政府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日本政府在其發布的《第6期科學技術與創新基本計劃》中，明確將競爭性科研經費集中配置于有限戰略領域，極大地促進了日本大學的科研轉向。同時日本通過一系列的經費資助項目，如“大學教育質量提升推進項目”“有魅力的研究生教育創新項目”“卓越研究生教育基地建設項目”“推進大學國際化網絡建設項目”“適應產業界需求改善與充實教育體制項目”等，加速了高校教學質量的提升、產學研合作和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

可以看出，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是內部邏輯和外部邏輯雙重驅動下的協商漸進式發展。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雖受外部社會需求及變化的影響，但因其具有較強的高等教育自治傳統，因此其發展不會完全受到外部邏輯的驅動和控制，高等教育發展環境相對比較寬松，高等教育系統在各個方面的發展水平也比較均衡。這可能是近年來日本等國雖在學術成果發表、一流大學建設等方面表現平平，卻持續產生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

三、教育強國建設視角下中國高等教育的選擇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總體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呈現出良好發展態勢。首先，從發展動力來看，政府推動、社會需要等外部推動力是其重要的發展動力來源。中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近年來更是將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體現了在當今創新驅動時代的大國發展戰略。從經費投入上看，總體呈上升趨勢，中國國家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與大部分高等教育強國相比，差距已經越來越小，2022年，中國的這一比例已經達到0.83%，在世界主要國家中處于中等偏上水平，說明了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從政策創新來看，我國實施高等教育重點建設計劃，經過多年的發展，其成效已經逐漸顯現出來，彰顯出中國高等教育的實力和水平。其次，從發展重點來看，高等教育規模以及其學術影響力是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領域。從規模來看，我國高等教育總體規模和發展速度都居世界首位，中國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統，并在世界高等教育體系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同時，中國高等教育在一流大學建設、學術影響力提升等方面成效顯著，我國的一些大學已經走到世界高等教育舞臺的中心，一些表征學術影響力的指標如頂級期刊論文數、高被引學者數等也表現亮眼。雖然這些指標更多是數量指標，但是正是這些提升使得中國高等教育迅速完成了“量的積累”階段，而得以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最后，從發展主體來看，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高等學校與社會發展各主體之間的關系相對比較封閉，但近年來，隨著政府職能轉變以及高等教育改革，高等學校面向社會開放辦學的能力日益增強，目前，在政府的協調和統籌之下，科產教協同融合趨勢已日益凸顯。

（二）未來中國高等教育應著重提升三大發展能力

與高等教育的戰略地位以及國家社會的期待相比，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未來在綜合考慮發展動力、發展重點和發展主體的基礎上，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應重點關注創新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均衡發展。第一，我國高等教育的創新發展能力仍有待提升。這一方面表現在高等教育在原始創新方面的作用還有待增強，知識創新應從重“量”轉向重“質”，破解當前知識生產的功利化導向，構建有助于原始創新成果產生的知識創新生態。中國作為一個高等教育大國，未來如何改善高等教育的科研環境，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是我國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應大力推進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在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等方面貢獻更大力量，將高等教育更深度地融合到國家創新體系當中，構建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賦能。第二，我國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能力仍需加強。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從破解體制機制障礙入手：一是著力從縱向上打通高等教育系統內部各環節，通過打通人才培養鏈條、科技創新鏈條等，達到制度重塑、資源匯聚、力量整合的目的，構建具有內在協調性和暢通性的高等教育體系；二是著力從橫向上加強高等教育系統內外的融匯融通，通過促進高等教育系統內各部門、高等教育與系統外各相關部門的融合，破除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管理體制機制壁壘，激發高等教育的發展活力。第三，高等教育的均衡發展能力仍有待增強。由于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因此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均衡問題首先體現在地域間的不平衡，但更體現在高等教育不同領域的發展不平衡，如與高等教育規模的快速發展相比，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仍需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的學科專業結構、層次水平結構也需調整優化，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也有待加強。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應向更廣泛的人群開放，在提升全社會勞動力素質、公民素養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應進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以高等教育為橋梁，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趙婷婷，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李道政，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燕淑娟，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