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一、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與成效

1.對當前政府宏觀管理現狀的總體判斷

2.政府簡政放權的主要舉措

3.逐步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改革路線演進

二、省級層面的實踐探索與進展

1.從省情出發明確科學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總體思路

2.因地制宜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體制機制

3.聚焦人才培養模式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關鍵點

4. 各省份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創新舉措

三、高校層面的試點改革與思考

1.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

2.確定科學的辦學定位是高校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

3.實現錯位發展是地方高校綜合改革的科學選擇

四、小結與啟示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這樣波瀾壯闊的發展進程中，由政府到高校、從區域試點到全面鋪開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貫穿其中的一條鮮明主線。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實施科教興國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持續推進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有效推動新時代的教育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格局性變化。近些年來，對于這樣充滿各種挑戰、豐富多彩的高等教育改革實踐，眾多專家學者、高校管理人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負責人，從工作實踐和理論研究兩個維度，展開了全方位的積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實踐經驗和豐富的思想成果，代表作有黃達人等著的《大學的聲音》《大學的轉型》和宣勇、郝清杰主編的《回望：大學校長口述》等等。這些實踐經驗和思想成果對于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深化教育綜合改革”重大戰略部署，落實《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中提出的關于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總體工作要求，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從國家層面關于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頂層設計來看，適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形成“政府宏觀管理，高校自主辦學，社會廣泛參與”的新格局，加快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高等教育綜合實力，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內在要求和核心任務。圍繞這一重大主題，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和各個層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這些思考和認識對于《綱要》提出的全面構建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優化高等教育布局、實現由大向強的系統躍升等總體部署，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1.對當前政府宏觀管理現狀的總體判斷

政府是各項事業改革的領導者、設計者和推動者，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中同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指導作用。但是，與國家的需要和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需求相比，政府的宏觀管理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著亟須改進的諸多方面。

關于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宏觀管理現狀，有專家認為：目前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問題集中在體制機制約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教育改革也隨之啟動，但是教育管理體制的基本骨架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經濟建設領域，已經實現了全面的簡政放權搞活，與之相比，在教育領域的簡政放權應該說成績還非常有限。因此，理順政府和學校的關系，學校內部的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是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

針對這些重大問題和高等教育宏觀管理中存在的各種現象，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剖析和深刻反思。有學者指出，政府領導和推進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應該以公共事務組織者的身份，運用服務性思維，發揮政府自身優勢，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和條件，通過為高校松綁，同時又幫助高校提高自我約束能力和水平，真正把高校建設成為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獨立法人實體，而不是改革一次，政府的控制就強化一次［1］。雖然以上判斷和剖析是在近十年前做出的，但是，時至今日，這種發展狀況仍然存在，這個問題仍然是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所要面臨的一個值得廣泛關注的重大現實挑戰。

長期從事高校管理工作的專家也認為，高等教育領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因此，必須從各級政府的簡政放權開始，才有可能使廣大高校擁有更多的辦學自主權，社會各個方面也才可能有參與的權利。倘若仍然像過去那樣把所有權力攥在政府手里，那這場改革就無從談起。這場改革繼續往前推進的主導力量仍然是政府，政府必須邁出簡政放權這一步［2］。針對扭轉政府對高等教育宏觀管理中存在的各種越位和錯位現象，學者們普遍主張應該構建更加順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趨勢、更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政府宏觀指導、高校自主發展的運行機制，這是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首要內容，也是進一步激發高校辦學活力的關鍵所在。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向高校放權也是一種國際趨勢。有學者指出，20世紀后期以來，向高校放權是許多國家實施的一項重要高等教育政策。不但日本、荷蘭等過去對高等教育實施中央集權管理的國家推動了高等教育分權，傳統上實施高等教育地方分權管理的美國、德國也在推進高等教育分權［3］。由此可見，不論是從國內還是國際高等教育的發展來看，政府的簡政放權，既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也順應了國際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的大趨勢。

2.政府簡政放權的主要舉措

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激發廣大高校的辦學治校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需要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這是專家學者的一個普遍共識。有專家認為，解決整個教育系統缺乏內在活力的眾多問題，“亟須各級政府包括教育行政部門在尊重教育規律的前提下，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強化服務，支持教育家辦教育，把辦學自主權還給學校，把教育教學的專業自主權還給教師，充分發揮學生學習主體的作用，讓校長和教師成為綜合改革的生力軍和主力軍”［4］。可以說，政府部門簡政放權和增強高等學校的自主權，成為一個時期以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面臨的重大任務。

有學者對如何界定政府宏觀管理的范圍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政府管理高等學校的基本原則可以概括為“五管”——管方向、管政策、管指導、管協調、管服務［5］。具體來說，就是讓高校成為在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之下行使權力的獨立法人。在宏觀管理上，實行“抓大放小，分層管理，政策調控”政策。

還有學者指出，在政府簡政放權方面，要分層次逐步深化［6］。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放權；另一方面，各級政府要向各類高校放權。在現行的管理體制中，“兩級管理、三級辦學”的具體體制應該進一步完善，并向基層延伸。省市政府層面的問題更為突出，在干部任用、經費管理、進人指標、項目審批等方面，相關部門的權力過大，這些問題都需要逐步切實加以解決。

由此可見，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進程中，政府管得多，如果管得不科學合理，那么管得就不一定好；政府管得少，如果管得精準到位，那么管得就不一定差。正如有的專家指出，政府對高等教育治理應在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等方面實現三個“轉向”，調整行政行為空間，政府簡政放權，給高校更大自主權，激發基層活力［7］。

調整優化高等教育區域布局結構，也是政府宏觀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有專家認為，在國家層面，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優化高等教育資源配置［8］。具體來講，就是要圍繞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需求，以及人工智能、交通、能源、航天航空等重要領域優化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有組織地重點打造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校，發揮其重要的支撐作用。

3.逐步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改革路線演進

改革開放以來，順應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呼應廣大高校對擴大辦學自主權的需求，在每一個重要發展時期的教育政策文件中，國家都把擴大高校自主權作為重要內容。同時，部分省市政府在下放高校辦學自主權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1985年5月，以《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公布為標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全面鋪開，中共中央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八個方面重大任務，其中“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被列為第二大任務，明確規定了高校在執行國家的政策、法令、計劃的前提下，在招生、調整專業、對外合作、干部任免、經費使用等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權［9］。為了貫徹落實這些原則，國務院于1986年頒布《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把高校辦學自主權擴充為“招生、科研、教學、財務、人事、基建、職稱評定和國際交流”八項。

1998年8月，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為高校擴大辦學自主權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的第四章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八條，明確列出了大學具有調節系科招生比例、設置和調整學科和專業、制定教學計劃、選編教材、組織實施教學活動、開展科研活動、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設置內部機構和聘任人員、管理和使用學校財產等辦學自主權［10］。這使高校辦學自主權的法律依據進一步得到了明確。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進一步提出“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高校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自主開展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制定學校規劃并組織實施，自主確定內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學校財產和經費，等等。

但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卻又存在著“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邏輯怪圈，在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實踐中，在自主招生、選聘教職工、科研管理、經費使用等方面出現了不少值得關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如何在新形勢下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仍然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面臨的焦點和難點問題。2025年1月頒布的《綱要》提出了“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激發教育發展活力”的總體工作部署，特別是對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做出具體安排：“完善學校管理體系，健全學校章程實施保障機制，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11］這些新的規劃部署，都對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

我國地域幅員遼闊、區域發展不均衡、省級高等教育情況復雜多樣的具體國情，不同區域、不同省份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與挑戰，決定了在國家層面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頂層設計與各類高校的基層改革試點之間，需要充分發揮省級政府貫徹國家頂層設計和指導高校基層改革試點的橋梁紐帶作用，因地制宜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不同省份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也因此而具有多階段探索、全方位展開和各層面實踐的特點。具體來講，省政府和教育廳制定綜合改革規劃，確定改革方向和思路，提出總體改革目標和任務，統籌各方力量和資源，形成工作體制機制。這些有效的改革舉措和成功的經驗，對于《綱要》提出的“統籌中央部門所屬高校和地方高校發展”“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力度，加快推進地方高校應用型轉型”等［12］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1.從省情出發明確科學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總體思路

2010 年，教育部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提出的改革任務，確定江蘇省、湖北省和黑龍江省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地區。這次綜合改革試點就是要探索省級政府統籌高等教育發展的體制機制，優化區域高等教育結構布局，實現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三個省試點改革的豐富經驗對于華東、華中和東北三大區域其他省份省級層面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具有較為普遍的示范意義，對其他區域省份同樣有參考價值。

江蘇省是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省，2000 年江蘇在全國率先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2014年又率先進入普及化階段，已建成全國省域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在2010年開始的改革試點中，江蘇省確定了明確的綜合改革思路：由以往的零星式和碎片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單項政策，轉向整體化、綜合性、全方位的改革；由以往的“摸著石頭過河”為主的經驗性、自發性改革，轉向更加注重頂層設計，更加注重上下協調、左右協同，更加注重依法、理性的改革［13］。江蘇省的這一改革思路和方法，體現了鮮明的系統思想。江蘇省的具體改革舉措有：省政府組建了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出臺了《江蘇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方案》，將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建設作為教育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加以推進；確定了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區域高校聯盟、高校人才培養體制改革、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深化高校產學研合作、增強高校社會服務能力、改革創新高校高端人才隊伍建設機制、實施江蘇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招生考試改革、建立健全科學的高等學校分類評價體系等子項目［14］。

湖北省作為我國中部地區的教育大省，其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典型性［15］。為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落實，增強改革工作的針對性、操作性、實效性和可檢驗性，湖北省遵循的基本方法是思路戰略方案化、方案謀劃項目化、項目實施具體化；出臺了推進培養體制、辦學體制、管理體制、保障機制等四個方面30項改革措施。湖北省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總體思路，體現了鮮明的整體性和可操作性。

作為東北地區的重要省份，黑龍江省關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總體布局是：“結合本省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高等教育發展實際，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中重點推進深化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優化高校類別層次結構、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優化學科專業結構……健全高校廉政風險防范機制等11項主要任務。”［16］黑龍江省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總體布局，既突出了重點推進的工作思路，又明確了全面實施的主要任務。

這些年來，福建、安徽等省也進行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實踐探索，提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和工作方針。福建省提出了本省高等教育今后一段時期“20字”的工作方針，即“穩定規模、優化結構、提升質量、服務需求、加強監控”［17］。2010-2013年，安徽省陸續出臺了《關于建設高等教育強省的若干意見》和《高等教育振興計劃》，確立了“科學定位，分類指導，多元發展，特色辦學”的發展方針，目標是構建地方應用性高等教育體系［18］。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方面，不少省份也出臺了相關文件，推進了具體的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19］。2012年，福建省政府在《關于進一步支持高校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中“一口氣”為高水平大學給予12項“松綁”，涉及學科設置、協同創新、高層次人才引進等方面。浙江省政府在《關于支持省重點建設高校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加大財政投入的同時，擴大高校財務和收費自主權，進一步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廣東省建立省市統籌協同、重點投入、合力支持的長效機制，將重點建設高校列入擴大和落實辦學自主權的試點，支持這些高校自主調整優化同一層次研究生類型結構、在一級學科授權內自主設置二級學科。同時給予省屬重點建設高校與部屬高校同等的招生自主權。

2.因地制宜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體制機制

各省根據改革總體思路，提出具體改革舉措，出臺各自的具體指導文件。這些文件各具特色，改革舉措形式多樣。有的省份側重于協調省級各相關單位的力量形成合力，有的省份則側重于高等教育區域布局和與其他類型教育的銜接。

福建省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過程中，探索建立了科學合理的工作體制機制，積極調動省級政府層面的教育廳、發改委、財政廳、人社廳、省編辦和省委組織部等相關廳局委辦的積極性，實現了高等教育內部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外部資源的協同融合，形成了強大且持續的發展合力［20］：協同編制高等教育發展規劃，明確全省各級各類普通高校與職業院校的結構與數量，促進人才培養，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協同實施高校分類管理改革，引導各高校在三維分類體系中明確定位、追求卓越、爭創一流，使全省88 所高校從原有的“一列縱隊”變為“多列縱隊”，營造了“百舸爭流”的發展局面；協同實施公辦高校內設機構和干部分類管理改革，賦予高校更大的干部管理權限；協同改革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師配置標準、職務聘用機制、薪酬管理機制，調動廣大教師的積極性；協同改革高校經費管理體制，建立教育經費管理會商機制，健全教育投入增長長效機制，調整教育投入結構和方式，改變完善績效分配機制。

與福建省相比，江蘇省在重視發揮省委省政府領導和指導作用的同時，更為注重統籌調整高校的區域布局、各類型層次高校的協調發展、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銜接溝通［21］：（1）探索建立部省共建機制，努力爭取教育部的支持，成立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將其列為重點工作。（2）統籌省域高等教育區域布局，實施蘇北高等教育振興計劃，扶持經濟和教育基礎薄弱地區高等教育發展。（3）統籌推進各類高等教育協調發展，處理好“高原”與“高峰”、重點與一般、集中度與覆蓋面的關系，既保證重點高校、重點學科優先發展，又保證各類高校和學科全面提升。（4）統籌推進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協調發展，積極鼓勵各類民辦學校發展；統籌推進中、高等職業教育銜接溝通，構建中職、高職、應用型本科有機銜接的技能型人才成長立交橋。

3.聚焦人才培養模式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關鍵點

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素質的專業化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職能。湖北、黑龍江等省份把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作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核心目標和任務，進行了多層次的探索。

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涉及觀念的轉變、標準的建立、質量的監控等方方面面，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調整對地方高校人才培養結構的調整形成了明顯的“倒逼機制”。因此，調整地方高校的結構與調整產業結構同樣重要，而且更加緊迫。湖北省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中，把調結構、推改革、強學科作為當前地方高校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22］。在著力調整人才培養結構方面，既注重調整地方高校專業結構，強化規劃引領機制，根據教育部專業結構調整工作部署，修訂學科專業建設規劃；又著力調整人才培養層次類型結構，對本科教育、高職高專教育和研究生層次教育提出不同的培養目標。在著力推進地方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方面，既明確不同層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主攻方向,又切實加強和改進人才培養工作的薄弱環節。在著力做大做強地方高校優勢特色學科方面，既大力推進學科建設管理制度的創新，加快構建適應本省產業需求的湖北特色學科體系；又大力促進地方高校傳統學科的改造提升，注重多學科交叉融合，以舊學科的改造尋求新的學科專業增長點。

黑龍江省進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點，引導高校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該省為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培養創新人才，積極探索科學基礎、實踐能力、人文素養整合發展的新模式［23］。針對本省支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黑龍江省積極推行“卓越計劃”“拔尖人才培養計劃”“創新創業人才培養計劃”，引導高校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

4. 各省份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創新舉措

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實踐進程中，各省份還在分類管理、科教融合、產學研合作、中外合作辦學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推出了不少值得關注的創新舉措，富有借鑒意義。

在加強高校分類管理和指導方面，黑龍江省發揮省級統籌優勢，出臺《關于加強全省高等學校分類管理和分類指導的意見》，積極推進高等院校在辦學定位、人才培養、學科專業建設等方面的分類指導，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24］。

在有效融合科研院所資源方面，山東省內燃機研究所于2016年11月整建制并入山東交通學院，這是山東省第一家科研院所實質性并入高等院校的先行試點［25］。這項試點契合山東省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精神要求，有利于整合雙方資源，推動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深度融合，實現優勢互補；有利于形成山東省在車輛與動力學科建設方面的合力，推動一流學科建設；有利于集聚國內外內燃機研究相關學科高端人才，打造內燃機科研人才高地，從而加快建設高水平應用型大學。

在中外合作辦學方面，江蘇省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水平機構和項目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26］。在昆山，武漢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合作創立了昆山杜克大學。在蘇州，中國人民大學與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保羅—瓦萊里大學和馬賽商學院合作創設了中法學院。

總結以上省份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實踐經驗，我們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啟示：首先，應該從省級政府層面做好頂層設計,相關部門形成工作合力。其次，應該將試點探索先行先試與整體推進全面提升相結合，營造良好的發展氛圍。再次，應該抓住人才培養等關鍵環節并且注重體制機制創新。最后，應該關注高等教育發展新趨勢，在產學研合作、中外合作辦學等方面多下功夫。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高校，改革成效集中體現在高校。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和省級政府的統籌協調都要從高等教育的基本現狀、問題挑戰、發展目標出發，都要落腳到各級各類高校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方面。《綱要》提出“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激發教育發展活力”的總體工作部署；特別是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作出新的規劃，明確提出要根據不同類型高校功能定位、實際貢獻、特色優勢，建立資源配置激勵機制，引導高校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發揮優勢、辦出特色［27］。這些工作部署，為高校在深化綜合改革方面提出了要求和指明了方向。

1.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

如果說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是綜合改革的基本方向，那么全面建設“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應該是綜合改革的緊迫任務。其中，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是全面深化高教綜合改革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建立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具體實踐中，既有不少值得學習借鑒的成功典型，也有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和現象。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一領導體制中，黨委書記和校長的關系最為關鍵。柯炳生到中國農業大學任校長后曾經總結說：“如果書記和校長能夠做到‘性格相容、理念相通、相互坦誠、高度信任’，那就不僅僅是書記與校長個人之大幸，更是學校工作之大利。”曾擔任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多年的瞿振元對此深表贊同，認為柯炳生總結的這十六個字，是他們的共同體會［28］。曾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的張邁曾和校長王樹國被稱為黃金搭檔，他們兩位總結出“四分四合”的原則，即工作職能上分，工作目標上合；工作職責上分，工作指導上合；一般工作上分，重大問題上合；工作制度上分，工作關系上合［29］。這兩所名校四位主要領導精誠合作得出的寶貴經驗，對于貫徹落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處理好黨委書記和校長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當然，貫徹落實好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并不僅僅是書記和校長兩個人的責任，不是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辯證統一、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這就既需要充分發揮黨委領導班子對學校工作的統一領導，把好方向，用好干部，抓好大事；又要大力支持校長和副校長履職盡責，全面負責學校教學、科研、行政管理等具體事務。在高校的辦學治校實踐中，學校黨委領導班子要真正成為各項事業發展的領導核心，“就要準確把握職責定位，明白管什么，怎么管，堅持管方向，管全局，管大事，管干部，管人才，管黨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30］。在具體工作的推進落實中，大連理工大學原黨委書記張德祥認為：“領導班子成員不是簡單根據分工各司其職，而是要以大局意識推動分管工作或者要把分管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思考、定位，認真執行黨委集體決定，既要立足本職、攻堅克難，又要善于協同、互相補位；要克服本位主義，防止推諉扯皮；要避免拈輕怕重， 防止議而不決、決而不行。”［31］在日常的工作配合中，還要處理好正職與副職之間的關系，才能加強領導班子的團結、形成強大的工作合力。有專家認為，“一把手”應找準位置，做好自己的事：把舵定向，確立明晰的工作思路，在重大問題上做好主；要帶好一班人，統攬全局，合理授權，協調工作，化解矛盾和分歧。副職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僅要創造性地完成好自己分管的工作，還應主動協助其他人分管的工作，顧大局，識大體［32］。

全面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既要緊緊抓住建立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一核心目標，又要重視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綜合改革。有學者指出，既要全面兼顧頂層設計，又要注重中層擔當，還要關注底層關懷，將改革真正落到實處。高校綜合改革頂層設計是否科學，決定改革前期的成敗；當改革棋至中盤，由頂層設計走向實際操作層面，二級院系落實能否到位，決定藍圖能否實現。這就需要擴大二級院系對人、財、物等辦學資源的統籌配置權。在二級院系取得重點突破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實實疊加，既激發高校不同層面的活力，又凸顯改革的縱深度，有效有序推進綜合改革［33］。

南京師范大學作為江蘇省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高校，進行了有益探索，規劃了綜合改革的總體工作思路［34］：學校將建設現代大學制度作為綜合改革的首要目標，這是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同時，確立“以開放式辦學為基本理念，推動人才培養體制改革；以師資隊伍建設為著力點，創新高端人才隊伍建設機制；以完善學院治理結構為突破口，深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以探索推進一級學科重點學科建設模式為抓手，完善一級學科重點建設模式”為改革目標。

2.確定科學的辦學定位是高校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進程中，高校管理者需要處理的各種工作錯綜復雜，面臨的目標任務千頭萬緒。在辦學治校實踐中，高校管理者普遍認為，只有明確了科學的辦學定位這一核心任務，才能綱舉目張，科學有效地推進學校的各項工作。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講述了一個頗有戲劇性的經歷，當被問及“作為大學校長，你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答案與時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李延保的回答總體一致，即強調一是大學定位，二是辦學方向，三是辦學氛圍［35］。兩位學校主要管理者的這個思想共識，是不同類型高校管理者的一種普遍認識。大學的辦學定位，既應該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和學校事業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又應該堅守服務國家需求的初心使命；既遵循一般的辦學規律，又反映本學校的傳統特色，才能使我國的高等教育呈現出百花齊放、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

遵循科學的辦學理念，明確合理的辦學定位，下一步就是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落實到具體的辦學治校實踐。鐘秉林認為：“制定高校發展規劃，首先要跳出學校看學校、跳出教育看教育，認真研究和準確把握高等教育改革、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新趨勢、新挑戰和新機遇，這是制定發展規劃的重要前提。”［36］各高校在制定學校的發展規劃時，還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傳統和優勢，形成各具特色的實施方案。

上海交通大學制定學校發展規劃的成功探索值得關注。上海交通大學原黨委書記馬德秀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學校規劃。當時，她組織了三支不同隊伍做規劃。第一支隊伍是由從北京請過來的專家組成，在學校待了差不多半年。第二支隊伍是由本學校的經管學院的教授組成的。第三支隊伍是由學校發展規劃處牽頭組成。在三支隊伍各自獨立形成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學校擇優綜合形成了一個總規劃和八個分規劃。“我非常重視制定規劃的整個過程，因為這是一個凝聚人心、統一思想的過程，是一個發揮大家積極性、發動大家關心學校的過程。”［37］實踐證明，這種做法對推動學校快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確定科學合理的辦學發展規劃之后，還要有腳踏實地、狠抓落實的精神和勇氣，而不僅僅是形成一套華而不實的工作方案，體現在提出幾個時髦的理念口號。瞿振元認為：“明確了辦一所什么樣的大學后，緊接著就要明確怎樣辦這樣的大學的問題。這是不能靠喊口號解決問題的，而是既要有清晰的思路，又要有踏實苦干的精神。”［38］張德祥指出：“作為一個大學領導，我認為，要善于做兩個方面：第一，必須去謀劃，謀劃要超前一點；第二，要有勇氣，要勇于實現這種謀劃。”［39］這兩位管理型專家所在的高校，正是在各自發展規劃的指引下，經過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各項事業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

3.實現錯位發展是地方高校綜合改革的科學選擇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3117所。其中，地方高校的數量占全國高校數量的95%以上。地方高校在全面構建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在高等教育強國建設進程中，地方高校面臨的普遍性挑戰，同樣是如何確立適合自身特點的辦學思路，明確高質量發展的辦學定位和辦學方向。鐘秉林提出：“大學的發展，我認為目前要強調科學定位，各安其位，多樣化發展。切忌高校之間盲目攀比，同質化發展。”［40］對于地方高校的領導來講，在明確辦學定位時，盡量不要效仿歷史悠久、水平很高的綜合型大學，而是應該根據學校所在區域的需求和自身的傳統優勢，實現錯位發展。

徐州工程學院雖屬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高的江蘇省的地方高校，但因地處江蘇省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蘇南地區）滯后的蘇北地區，在尋求特色發展之路方面進行了不懈探索。時任院長韓寶平總結學院的發展進程認為：“我們經過反復研討，在分析了地域位置、區域高校生態的情況下，決定徐州工程學院必須走‘錯位發展’之路，而且是全方位的‘錯位’。我們在總體上定位是工科領跑，在人才培養上，就是面向蘇北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一線需求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41］正是確定了錯位發展的辦學思路和發展方向，學院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發展，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無獨有偶，成都大學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方面奮發有為。時任校長吳光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指導下，提煉出建設城市型大學的三個關鍵方面：一是學科專業設置和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銜接最緊密；二是學生畢業后在當地就業的最多；三是學生畢業后在當地作的貢獻最大。在此基礎上，學校探索與“985”“211”大學、高職院校不同的錯位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即培養文化創意及表達人才［42］。以上兩所地方高校在明確了自身辦學定位基礎上，凝聚全校師生力量，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培養適應地方需要的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由此可見，錯位發展符合我國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實際需要，應該成為地方高校領導的思想共識和行動自覺。高校的發展實踐充分表明，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校，通過錯位發展，都可以培養出社會需要的高水平人才。正如有專家所提出的：“層次和水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絕不是說高層次等于高水平，低層次等于低水平。低層次的大學同樣可以通過為服務對象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和產品而達到高水平，而高層次的大學為服務對象提供的服務也可能是低水平的，并不因為層次高就一定是高水平，或者層次低就一定是低水平。”［43］

高校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主體，但高校不可能唱獨角戲，需要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政府、高校和社會多方聯動，探索高校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從而形成強大的改革合力，為高校發展創造更好的體制機制環境，全方位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44］［45］［46］。“要營造全社會共同關心支持教育強國建設的良好環境，加強宣傳和輿論引導，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形成建設教育強國強大合力。”［47］因此，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進程中，需要社會各界轉變思想觀念，真正把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看成自己的事情；需要在產學研合作等方面積極探索高校與產業、行業、企業的有效合作機制。

總之，從國家層面來看，不同時期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會有不同的核心目標和根本任務，其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出臺的不同政策文件，是各省份和廣大高校推進改革的總體依據。但是，不同區域和省份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又不能一概而論，需要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基本省情，而形成不同的改革重點和具體舉措，不能搞一刀切。對于不同層次和不同發展階段的高校而言，在綜合改革進程中，更是應該根據其不同的辦學定位，具體分析自身發展目標和面臨的實際問題，確定具體的改革目標，實施具體的改革舉措。

在全國教育大會召開之后，特別是《綱要》開啟的新一輪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中，我們應該建立一種“雙三環”聯動機制：大三環機制是指高校、政府、社會三個環節相互協調，各司其職，形成能夠激發各方面發展合力的工作格局。小三環機制是指校級層面、中層管理部門、專業院系三個環節相互銜接，各個方面同向發力的校內運行機理。唯有如此，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新實踐中，我們才能既適應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新需求，又遵循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高質量的人才隊伍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和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