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教育強國”概念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九大將建設教育強國上升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以來，我國教育界廣泛開展了關于教育強國的研究。在2024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將組織實施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作為教育系統的工作主線、頭等大事、一號工程，要求緊緊圍繞教育強國建設戰略任務，找準戰略支點，充分發揮高等教育龍頭作用。

目前關于教育強國研究，出現了就教育論教育強國，將教育強國與教育現代化、教育高質量發展等同起來的傾向。我認為，需要加強教育強國時代內涵的研究，全面把握教育強國的時代內涵。這對于找準教育強國建設戰略支點、明確教育強國建設的方向性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大歷史觀”看教育強國的時代內涵

“大歷史觀”中的“大”有兩層涵義：一是空間意義上的“大”。即把歷史置于宏觀背景和與之關聯的事物之中來考察，而不是就歷史而論歷史。二是時間意義上的“大”。即要將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為歷史連續體貫通起來，來把握歷史演變過程和發展趨勢，而不只是就“過去”而論歷史。

01“教育強國”是近代以來中國人自己提出的概念和話語

近代以來，“教育強國”經歷了從“教育救國”到“科教興國”，再到“教育強國”的依次演進和迭代。從歷史來看，我國從來都不只是就教育而論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從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來看待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如《學記》有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先秦諸子，都將教育作為實現社會秩序和國家治理的起點。

晚清時期，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使中國卷入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之中。一向強盛的“天朝大國”備受蹂躪，由盛轉衰，中華民族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面對“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在救亡圖存緊迫形勢下開始尋找和探索中國的現代化方案，“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就是中國現代化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就是以“自強”為目的，以富國強兵、抵御外侮為目標，落實這一現代化方案的具體行動。派遣留學生以學習西方先進技術，開辦洋務學堂以發展軍事和實業，開展近代師范教育以培養現代教師，廢科舉、興學堂、建立和發展新式教育，以開啟民智、培養掌握堅船利炮之術的現代人才，則表現出鮮明的“以教救國”“以教圖強”傾向。比如，梁啟超所言之“少年強，則國強”，就突出了現代教育對國家強盛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又如，張伯苓回憶南開學校成立40周年的講話，就表現出明確的“教育救國”思想。他說：“南開學校系受外侮刺激而產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恥圖存；訓練方法，重在讀書救國。……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分準備救國能力，在服務時期，必須真切實行救國志愿，有愛國之心，兼有救國之力，然后始可實現救國之宏愿。”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一直將為中國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為國家謀強盛，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1954年，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奮斗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鄧小平立足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以戰略思維把握中國現代化面臨的世界形勢和國際環境，以系統觀念把握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和教育改革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將教育和科學作為實現“二十年翻兩番”奮斗目標的三個戰略重點之一， 認為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是有戰略眼光的一著。

從黨的十二大開始，我國就把教育作為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之一。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要“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放在首要位置”。黨的十四大將“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作為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大計。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了“教育強國”概念，明確提出“強國必先強教”，要求“加快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更大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兩個大局”，將教育上升到“黨之大計，國之大計”的戰略高度，強調要“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黨的十九大將建設教育強國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邁入教育強國行列，推動我國成為學習大國、人力資源強國和人才強國，為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2023 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首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

一百六十余年來，“教育強國”概念和話語的依次迭代演進，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時代背景和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另一方面，它體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表明近代以來中國都是立足國家強盛和民族振興來看待教育的使命和責任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教育強國”不只是從教育功能層面對教育與國家關系的表達——從以教“救國”到以教“興國”，再到以教“強國”，而是在統籌把握“兩個大局”的基礎上，我國應對大國競爭焦點轉變所作出的戰略規劃和戰略選擇，“教育強國”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02目前的教育強國研究存在某種方法論缺陷

關于教育強國的研究，石中英教授在概括有關學者的研究后指出，“在既往有關教育強國的研究中，比較多的研究聚焦在評價指標上，認為教育強國就是一國在一些重要的可比較指標上位居世界前列”。有學者認為，教育強國既指教育綜合實力強大，培養能力雄厚，具有全球性教育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國家，也指通過優先發展教育，全面提升國民整體素質，使國家更加強大、更加文明、更加富強。有學者從“教育綜合實力、教育創新能力、人才培養和教育服務貢獻能力、教育治理能力、教育國際競爭力和教育影響力”等方面來描述和界定教育強國。也有學者從國家教育系統的本體特征和功能特征等兩個方面來定義教育強國。上述觀點具有合理性，對人們認識教育強國具有重要啟發意義。但從總體上來說，這種從量化指標、本體特征、功能特征等方面來描述和定義教育強國，還存在著某種方法論缺陷，這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沒有從我國國家戰略高度來認識教育強國，忽視了教育強國的戰略屬性和實踐特質，只是關注教育強國的一般性特征；二是沒有從大國競爭背景出發來理解教育強國，忽視了教育強國與教育現代化的差異性；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

這種方法論缺陷，導致教育強國概念面臨著邏輯層面的問題。由我國提出的教育強國概念、戰略和思想，卻要通過默認美國等西方國家是教育強國，然后以之為“樣本”，來描述教育強國的特征，開發教育強國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其教育強國建設經驗，以求得到啟示，等等。似乎不拉上美國等西方國家，我國的教育強國建設就是自說自話，就得不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學術界認可。殊不知，美國等西方國家根本就沒有像中國這樣“建設”過教育強國，更沒有明確的教育強國建設目標。

這種方法論缺陷還直接影響了關于教育強國評價標準的研究。教育強國必須有評價標準，但這種評價標準有共性與個性之別。共性源于個性，個性寓于共性之中。一般來說，要開發出共性標準，使標準具備通用性，必須以尊重差異性為前提，且必須以差異性而不是以“差距”為基礎，根據差異性而不是“差距”提取出“最大公約數”。由于對教育強國的類型差異關注不夠，也由于我國目前還不是教育強國，有些學者因此通過將中國排除在外，來研究教育強國的通用標準和量化指標。事實上，世界教育強國的發生類型至少有“自然成長型”和“國家規劃型”等兩種基本類型，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關注教育強國發生類型差異的前提下，來研究類別化的教育強國標準。另外，教育強國的評價標準，也不能只是量化標準。比如，我國建設教育強國的堅定決心和堅強意志，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是我國建設和建成教育強國的關鍵，但它是很難量化的。

“教育強國”是一個源自我國國家戰略的戰略性概念和話語體系，教育強國建設是植根于我國國家戰略的戰略實踐。因此，必須立足我國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意義，根據我國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目標、使命任務等來確定教育強國的評價標準。我們研究通用性標準的目的，在于實現我國自己提出的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為建設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教育強國”是一個具有鮮明政治屬性的學術概念，必須以其政治屬性統帥其學術內涵。正如政治經濟學既是經濟學又是政治學一樣，其創新性恰恰在于基于經濟學而非止于經濟學，而是止于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二、從時代境遇看教育強國的時代內涵

教育強國建設的時代境遇是由三個方面的因素交織而成的，具有高度復雜性和綜合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從世界局勢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人類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遭遇挑戰；從科技發展來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人類價值觀的深刻影響日益顯現，圍繞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高點的大國博弈，將深刻改變國際競爭格局；從中國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國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

01“教育強國”是一個蘊含著大國博弈和競爭的概念

從時代境遇來看，“教育強國”具有大國博弈和競爭內涵。二戰以來的國際競爭主要是世界強國之間的競爭，集中體現為大國博弈和大國競爭。人們一般從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等方面來定義世界強國，認為世界強國通常是那些綜合國力強、國際影響力大的國家，而綜合國力主要由“硬實力”與“軟實力”構成。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是“硬實力”的堅實基礎，國家強大的關鍵在于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等“硬實力”，而將教育主要看作一種“軟實力”。因此，在對國家教育實力與綜合國力關系的認識上，認為教育實力通常由國家綜合國力所決定，國家綜合國力強了，教育實力自然就會隨之而強，亦即只有國家強大了，教育才能強。這是工業革命時代的思維。

二戰以來的大國競爭，先后經歷了意識形態競爭—軍事競爭—經濟競爭—高科技競爭—人才競爭等階段，大國博弈和競爭的焦點也依次轉變。目前，人才競爭已成為大國博弈和競爭的焦點。拔尖創新人才已成為重要戰略資源，成為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教育實力的“集合點”。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先機，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爭奪國際競爭主導權和主動權，在根本上取決于拔尖創新人才。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教育已不只是國家“軟實力”的來源，而是國家“硬實力”的“催化劑”和“催化機制”，甚至就是國家“硬實力”的關鍵組成部分。這就是說，“國家強”與“教育強”的關系，已經由“國強則教強”向“教強則國強”轉變。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反映了在激烈的大國博弈和競爭格局下不斷提升我國綜合實力的國家意志。由此，我國先后提出了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農業強國、貿易強國、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等諸多強國建設目標。其中，教育強國建設是最為特殊的。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建設教育強國是基于“兩個大局”，對大國博弈和競爭的回應戰略和策略之一；另一方面，在于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教育已經成為科技、人才、創新的匯聚性載體，教育強國成為上述諸方面強國的基礎。它關系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質量，關系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戰略人才力量建設，關系創新型國家建設。因此，黨的二十大對教育、科技、人才作出了一體化部署，提出要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比較優勢；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這表明，建設教育強國是我國面對大國博弈和競爭所下的“先手棋”，關系到我國在大國博弈和競爭中的核心競爭力和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02“教育強國”是“現代化強國”的下位概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教育強國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先導”。這表明，我國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下實施教育強國戰略的，建設教育強國是強國戰略的“戰略先導”，“教育強國”是“現代化強國”的關鍵部分。建設教育強國是體現我國國家戰略的戰略行動，是服務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

目前，有關學者關于教育強國本體特征和功能特征的研究，對于人們認識教育強國具有重要啟發意義。但這些研究，主要是對已經是教育強國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做出的，而不是針對正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我國做出的。同時，關于教育強國本體特征的研究，有不少學者是從教育現代化水平“高不高”和教育質量“好不好”的角度來研究的，而從“強不強”和從比較優勢方面來描述和概括教育強國特征的比較少。而關于教育強國功能特征的研究，則主要強調其“以教強國”意義。

有學者根據經濟總量（GDP總量）、人口規模、國土面積、人均 GDP 等四個維度進行綜合考量，確定了用于教育強國比較研究的國別，進而將世界教育強國分為七類國家，并進行相應排名。這對于人們認識世界教育強國具有重要意義，但它忽視了教育強國的發生類型差異。世界教育強國的發生類型至少有“自然成長型”和“國家規劃型”等兩種基本類型，我國的教育強國建設是“國家規劃型”，其與“自然成長型”教育強國的根本差異，在于我國的教育強國是由明確目的主導的“建設”過程，是目的優先的教育強國建設實踐，有著與西方教育強國完全不同的實踐邏輯。即教育強國建設的目的，在于以做好“四個服務”來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因此，無論是在本體特征上還是在功能特征上，我國所建設的教育強國，與其他教育強國都有著根本不同。

因此，我們必須根據我國教育強國戰略的目的，立足現代化強國建設實踐來認識教育強國的本體特征和功能特征。即必須以教育強國“目的論”為統帥，以“目的論”整合“本體論”和“功能論”，實現“本體論”與“功能論”有機統一。如果不以“目的論”整合“本體論”與“功能論”，那么，我們所揭示的教育強國的本體特征和功能特征，就很難說把握住了我國教育強國戰略的國家意志和戰略意義，就不是我國教育強國的本體特征和功能特征。這就是說，離開“兩個大局”論教育強國，拋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論教育強國，局限在教育范圍內論教育強國，像過去那樣去描述教育現代化的特征，去討論教育的地位作用和教育對國家的功能，是沒有實質性意義的。

三、從教育系統內部看教育強國的時代內涵

目前，有學者強調基礎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重要性，因為基礎教育是基礎；也有學者強調高等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重要性，因為高等教育是龍頭；還有學者強調職業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種從不同角度出發的認識，各有其合理性。教育強國建設涉及各級各類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以系統觀念把握各級各類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教育強國建設是由我國強國戰略主導的戰略行動，必須以戰略思維看待教育強國建設，以戰略重點為核心統籌協調各級各類教育，系統推進教育強國建設。

01教育強國的核心是高等教育強

一國的教育現代化水平高，并不代表該國就是教育強國。有學者指出，“現有教育強國研究的國際排名中，經常出現世界強國與教育強國的背離現象，有些小國，特別是一些富裕小國如瑞士、芬蘭、丹麥、挪威、荷蘭、瑞典、新加坡、奧地利、比利時、以色列、新西蘭、愛爾蘭等，按照一些指標測算，都名列教育強國前列，但這些國家現在不是世界強國，在世界體系中并沒有話語權和決策權，將來無意也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這種排序結果，是與教育強國研究的初衷有違和之處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研究者用測量教育現代化的指標來測量教育強國，混淆了“教育現代化”與“教育強國”，忽視了“教育現代化”與“教育強國”的根本區別。“教育現代化”主要是就一國教育自身發展水平而言的，而“教育強國”則是針對大國競爭而言的，是在大國競爭中具有教育競爭力比較優勢的國家。教育強國雖然與教育現代化水平密切相關，但它并不是從教育現代化層面來反映教育現代化水平，而是從教育競爭力層面來反映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教育現代化水平主要指基礎教育發展水平，但人們一般不用“強”來描述基礎教育，而是用“強”來描述高等教育。《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的我國教育現代化目標，是“建成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教育體系，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進一步提高，普及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實現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教育服務能力顯著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明顯提升，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由此可見，我國的教育現代化目標，既涉及國家教育體系、勞動人口受教育年限等一般性目標，也涉及各級各類教育的現代化目標。但在各級各類教育的現代化目標中，只在高等教育方面用了“競爭力明顯提升”這一表述。這就是說，國家的教育競爭力集中體現為高等教育競爭力。教育現代化包含高等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也是“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大國競爭背景下，高等教育發展不只是要滿足人民群眾的高等教育需要，還要滿足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需要。

一般來說，世界強國都是教育強國。盡管世界教育強國有不同類型和形成模式，但世界教育強國集中體現為“高等教育強”。瞿振元認為：教育強國的標志是高等教育強，一個國家教育的“強”集中體現在高等教育上。高等教育強國是教育強國的主要內容，是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和創新型國家的本質要求。高等教育強可能有多方面特征，但擁有相當數量的世界一流大學（包括創業型大學）是其關鍵性特征甚至是本質性特征，亦即大學強則高等教育強。

從國際視野來看，美國是教育強國，但學界主要不是從其基礎教育而是從其高等教育來認識和判斷的。即使從其高等教育來認識和做出判斷，也主要不是從其社區學院、文理學院等來認識和判斷的，而是從其研究型大學來認識和判斷的，即研究型大學是其高等教育強和教育強國的堅強支撐。美國教育強國地位的確立，一是得益于二戰時期其研究型大學群體的迅速崛起。其崛起原因，在于美國以研究型大學為主體，建立了戰時國家科技體制和國家實驗室體系，使研究型大學在服務戰爭需要和滿足國家核心利益的過程中迅速發展壯大。二是得益于20世紀80年代的創業型大學興起。創業型大學是研究型大學的“升級版”，是通過培養創業型人才和知識資本化以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型大學。創業型大學將教學、科研、創新與創業整合起來，通過轉化科研成果直接為產業和社會服務，甚至創造新產業，從而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引擎。

從二戰以來世界高等教育發展來看，高等教育與科技革命交互建構的關系樣態日益清晰。長期以來，對于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關系，人們局限于國家教育體系內部，特別只是從國家學制體系出發去關注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層次關系，認為高等教育發展必須以基礎教育為基礎。對于高等教育之于基礎教育而言的特殊性，人們只是認為高等教育同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更為直接和緊密。二戰后，洶涌澎湃的新技術革命浪潮極大凸顯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促使人們主要不是從國家學制體系角度來理解和認識高等教育，而是從高等教育對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意義和作用角度來認識和發展高等教育。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并不是建立在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層次關系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高等教育與科技革命交互建構的基礎上，從而使高等教育與科技革命交互建構的關系樣態日益清晰。這種交互建構樣態，在之前表現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轉移與科學中心轉移的耦合性和同步性，現在則表現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轉移與創新中心轉移的耦合性和同步性。這種交互建構樣態，也在有關國家關于教育和科學的管理體制上有所體現。比如，2018年5月，俄羅斯將“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部”改為“俄羅斯聯邦教育部”和“俄羅斯聯邦科學和高等教育部”，專門成立的“俄羅斯聯邦科學和高等教育部”，將“科學”與“高等教育”這兩個部分統一管理。又如日本在2001年將“文部省”改建為“文部科學省”。在科技創新時代，高等教育已經成為以創新為統領的教育、科技、人才的匯聚性載體。教育、科技、人才的關系，不是平面三角關系，更不是三點一線關系，而是圍繞多重創新而形成的“鉆石型”關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把發展科技第一生產力、培養人才第一資源、增強創新第一動力更好地結合起來，發揮基礎研究深厚、學科交叉融合的優勢，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研究型大學建設要同國家戰略目標、戰略任務對接，加強基礎前沿探索和關鍵技術突破。

02發揮高等教育龍頭作用是我國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

新中國的教育體系建設首先是從高等教育開始的，而不是等基礎教育體系建立起來并得到充分發展后再來發展高等教育。1949年12月，新中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教育為國家建設服務，教育為工農兵開門”。當時，我國基礎教育極其落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一方面通過開展識字教育、掃盲教育、建立工農速成中學等，提高工農及其子弟的識字水平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我國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200余所舊大學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學習蘇聯高等教育經驗，在1952年—1953年開展了全國范圍內的院系調整。院系調整確立了“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調整重點是“整頓與加強綜合大學，發展專門學院，首先是工業學院”。在調整過程中，“仿效蘇聯高等學校的類型調整我國高等教育結構，分為綜合大學（設文理學科）和專門學院（按工、農、醫、師范、財經、政法、藝術、語言、體育等學科分別設置）兩種。為了來適應國家對專門人才的急需，保留一些專科學校”。院系調整一方面適應了中共中央關于高等教育“要很好地配合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要配合工業建設的需要”的要求， 另一方面形成了我國按照國民經濟部門設置和管理的高等學校體系和高等教育體系。這一體系一直持續到2000年左右。1952年12月，為了加強對全國高等教育的統一管理，快速發展高等教育，我國專門成立高等教育部。雖然高等教育部在存續5年后合并到教育部，但在1964年7月22日又得以再次單獨設立。

新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建設也遵循著重點建設思路。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建立了重點學校制度。1954年10月5日發布的《高等教育部關于重點高校和專家工作范圍的文件》提出，為了使一些學校“在貫徹中實行規定的方針政策，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進行教學改革，加強行政領導等各方面能夠先走一步”，高等教育部指定了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醫學院等6所全國重點高校。重點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養質量較高的各種高級建設人才及科學研究人才；為高等學校培養師資；在培養師資、教學資料等方面給其他學校以幫助；幫助高等教育部進行必要的重點試驗工作。雖然該決議確定的重點高校數量有限，但它使重點建設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實踐方式。在此后的近十年間，我國重點高校數量增至65所，且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重點高校數量仍在增加。1983年5月15日，匡亞明、劉丹、李曙森、屈伯川等聯名向中央和鄧小平同志提出了“835建言”。在鄧小平同志親自過問下，“835建言”以高等教育“重中之重”項目付諸實施。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高等教育重點建設政策集中體現在“211工程”和“985工程”之中。2015年10月24日，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高等教育重點建設政策演變為“雙一流”建設政策。延續至今的高等教育重點建設政策，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格局影響深遠，使相關高校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質量得到大幅提升，對其他高校發揮了良好示范作用，顯著增強了我國高等教育整體實力。

我國教育領域的改革開放，也是首先從高等教育領域開始的。鄧小平同志在恢復工作后自告奮勇抓科學和教育工作，將科學和教育工作提升到事關“四個現代化”的戰略高度。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我國首先在高等教育領域開始了改革和開放。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首先是恢復了高考制度。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同志在他主持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總結發言中明確宣布：“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后，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高校考試招生制度得以恢復并迅速啟動。其次是恢復重點大學，抓好重點大學建設。1977年7月29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教育部工作匯報時作出重要指示：“要抓一批重點大學。重點大學既是辦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后來，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重點大學搞多少，誰管，體制怎么定？我看，重點大學教育部要管起來。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雙重領導，以教育部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幾個學校，搞點示范”。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強調，“高等院校，特別是重點高等院校，應當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這一點要定下來”。1978年2月1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恢復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報告》。該報告提出將重點高校建設成為“教學的中心”和“科研的中心”，確定了88所全國重點高校，并決定調整全國重點高校領導體制，恢復重點高校的雙重領導體制。

改革開放前后，高等教育領域的對外開放集中體現為向國外大規模派遣留學生。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清華大學工作匯報時作出重要指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鄧小平同志講話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加大派遣留學生數量的報告》。該報告提出立即選拔3000人派出留學，并對留學生管理機構、派出前的集訓工作、回來后的工作安排等提出了建議。

由此可見，重點發展高等教育，充分發揮高等教育龍頭作用，是我國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這就是說，高等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中具有龍頭作用。教育強國建設必須以高等教育為突破口和重點，著力打造高等教育龍頭，必須通過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龍頭作用來帶動教育強國建設。

作者：張應強，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

來源：《江蘇高教》2024年第7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