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是深受時代特征影響的動態過程，它不僅是歷史與現實交織的結果，也是歷時性與共時性互動的產物。在時代特征背景下，分析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視角闡明了其中的復雜性，提出了重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方法論，包括辯證處理知識體系的時代性與超前性、理論性與實踐性、工具性與思想性、模仿性與自主性。

關鍵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學；時代特征；知識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概念。從其歷史與社會生成來看，高等教育時代特征的形成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動態關聯，受特定歷史事件與重大社會變革的影響。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可以對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作出不同的判斷。

　　從高等教育發展動因看，生產力的顯著提升是影響高等教育時代特征的主要力量。近現代以來，高等教育先后在工業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的影響下形成了顯著的時代特征。工業化對實用知識及其人才的需求增長，強化了高等教育的職業化和專業化，使高等教育從社會邊緣走進社會中心。信息化打破了高等教育的時空界限，賦予了高等教育的數字化特征。智能化利用了知識資本的無限性和再生性，使科技創新成為知識經濟的原動力，將高等教育建成知識經濟中最根本、最基礎的產業。

　　從高等教育發展規模看，規模擴張是引發高等教育變革的一個重要因素。近現代的高等教育在精英化、大眾化和普及化的演進中呈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在精英化階段，高等教育只是面向少數人的“高質量”象征；在大眾化和普及化階段，量的增加成為其顯著特色，與之相伴是高等教育的質量危機。

　　從高等教育價值視角看，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是蘊含其中的一對既相互對立、此消彼長，又相互促進的矛盾關系。早期大學注重學生在人性或理性方面的發展，強調培養人的全面發展，“象牙塔”的隱喻是大學與社會關系的生動寫照；現代大學成為牽引社會發展的軸心機構，高等教育服務與推動社會的全方位發展被發揮到極致，追求實用與效率成為高等教育的顯著特征。

　　歷史經驗證明，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是形成與建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重要依據。不同的時代造就了不同的高等教育，積累了不同的知識體系，推動知識體系的不斷發展，而知識體系的更新又反過來影響和改變下一個時代的知識積累，形成螺旋上升的發展機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方向和價值取向。例如，工業社會的高等教育強調專業技能培養，知識經濟社會的高等教育注重創新能力培養，智能化社會的高等教育強調自主學習能力培養，不同的時代產生了不同特征的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創新，也會反過來影響和改變高等教育實踐。

　　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是高等教育知識逐步積累的過程，其知識積累和學科知識體系建構的速度與社會發展的速度呈正相關。在人類社會早期，社會發展比較緩慢，高等教育實踐及其知識積累也就相對緩慢；近現代以來，伴隨社會加速變革，高等教育知識積累在“知識爆炸”時代快速膨脹；時至今日，高等教育的知識積累在技術加持下正處于持續擴充中。從歷史演進中可以看出：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高等教育發展才有機會發生重大變革，才能為其高等教育知識積累提供充足的來源，才能確保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從一種無意識的自然生長或個人認知轉變為一種有意識的自省狀態或集體共識。但在現實中，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體系建構明顯滯后于高等教育的時代變遷，這種滯后性在我國極具特殊性。即由于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歷程只有百余年，高等教育知識積累的時間并不長且多移植于西方，導致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建構受到限制。相比而言，歐美各自通過高等教育發展的千年時光與三百年時光，才為歐美高等教育知識積累提供了堅實基礎，形成了具有歐美特色的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建構面臨一個基本問題，即知識與時代的一致性。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建構的關鍵在于切中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與發展訴求。為此，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體系建構應該根據時代發展趨勢，把握時代的戰略機遇，以新的時代特征要素重新審視高等教育學的知識結構與體系。與此同時，需要意識到當代高等教育所處的時代與以往任何時代完全不同，當今時代是一個更加復雜的不確定時代，是一個不斷加速的時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已經開始解構甚至“撕裂”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動。這就要求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體系建構需要突破傳統的認識論局限，樹立以解釋性、批判性和建構性為特征的新認識論基礎，為知識體系的創新奠定基礎。

　　二、我國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與學科知識積累

　　構建高等教育知識體系，尤其是“自主”的中國高等教育知識體系，必須深刻認識我國高等教育的特殊性。我國高等教育的萌芽很早，但嚴格意義上的大學史很短。今天的中國高等教育形態既可以說是自主的，也可以說是舶來的；既可以說是強大的，也可以說是不成熟的；既可以說是完整的，也可以說是斷裂的。原因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尤其是高等教育實踐與西方相比具有明顯的“后發性”，以往我們沒有利用好“后發優勢”是因為確實不具備許多前提條件，在共時性的背景下，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已有能力回答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命題。

　　我國高等教育歷史與文化的復雜性。首先，從歷史角度看，我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是西方列強沖擊下被動開放的產物，西方教育模式和思想對傳統教育體系產生了深刻影響，使得我國高等教育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也面臨著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問題。外部壓力引發了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斷裂”，如古代書院到近代學堂轉變的斷裂，私立（民辦）大學發展的斷裂，計劃與市場的斷裂，數量與質量的斷裂，制度與文化的斷裂。其次，從文化角度看，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深受傳統觀念影響。“學而優則仕”等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限制了教育的創新與發展。許多優秀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尚未得到充分吸收和有機融合，導致高等教育的延續性不強。盡管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對我國高等教育有所啟發，但本土文化的影響更為深刻，要基于本國體制和社會變革，從時代出發給予相應的創新。

　　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復雜性。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國家人口素質提升的重要標志。但從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角度看，高等教育發展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不相適應的現象。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大量具有多維知識結構的戰略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仍然在按照原有知識體系和方式方法培養學生。這與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上的滯后性與不敏感有關，從而在知識體系建構上存在“惰性現象”。從高等教育發展規模視角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極大地改變了高等教育系統的穩定性。高等教育逐漸成為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成為所有職業的入職門檻。但在普及化過程中，我國高等教育始終緊盯傳統學生，忽視了非傳統學生群體，出現了就業難，擴大非傳統學生是未來的方向。

　　我國高等教育價值取向的復雜性。高等教育的存在價值分為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價值觀。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具有不同的偏好，由此構成了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矛盾始終難以解決。在西方，大學曾被稱為“象牙塔”，在我國，大學長期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大學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在我國不過幾十年的歷史。我國今日提出高等教育在整個教育事業的龍頭地位，是基于中國百年發展的總結，高等教育社會屬性的不斷彰顯催化了國家對高等教育的干預力度。高等教育活動具有學術性與功用性兩大特征，學術性是源頭，功用性是手段，學術性不必完全服務于功用性，但學術性是功用性的重要基礎。功用性可以推動學術性，但過分強調功用性可能會擠壓乃至傷害學術性。重申高等教育知識積累的價值，既要“重申高等教育活動的學術性”，也要“重申高等教育活動的功用性”，即高深知識的學術性如何被人類賦予越來越多的社會價值？

　　我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利益相關者訴求的復雜性。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復雜性主要體現在辦學體制、管理體制和投資體制三個方面。其中，辦學體制的復雜性尤為突出。國家辦學曾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也可以說是制度優勢。但在這一制度下，部門辦學和行業辦學的存在使得高校類型和層次出現分化，各高校在人才培養目標、教育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與手段等方面展現出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性導致高等教育機構在開展教育活動時，既要體現共性要求，又要滿足各自的特殊需求，增加了治理的復雜性。解決高等教育治理的復雜性，關鍵在于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合理分類。只有解決了分類問題，才能進一步優化管理體制和投資體制。此外，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價值訴求的復雜性也不容忽視。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大學生專業選擇的個性化，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學生群體。如曾經“泛濫”的清考制度和目前對升學率的追求，以及經濟發達城市對一流大學的虹吸效應，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壞著高等教育體系的穩定性。

　　我國高等教育模式對西方依賴的復雜性。現代大學源自西方，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其高等教育體系歷經近千年的發展已相當完備。假設我國依舊按照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路子走，那么現在的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已經足夠用了。殊不知，我國高等教育在許多問題上與西方有明顯的“時間差”，正是“時間差”導致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步履維艱，也導致了引入后的“水土不服”。后發外生型國家高等教育系統的形成既需要汲取早發內生型國家的經驗，也應融合本國特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發展需求，否則，“形似神不似”的問題永遠無法解決，我國高等教育正處在這個“兩難”選擇的階段。我們既要強調自主，也要重視借鑒。對于后發外生型國家來講，借鑒是我們走向自主的紅利。

　　總之，我國高等教育的復雜性是全方位的，從觀念到制度，從治理到評價，從外部到內部，都與復雜性的形成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造成復雜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我國高等教育承擔了太多社會責任，將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延伸到高校，實在是無法承受之重。當然，高等教育需要承載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如需要將職業規劃、創新創業教育、就業指導、心理健康教育等納入人才培養方案，但不是全部。我國高等教育在承擔社會責任這個話題上是“雙重缺失”，既缺乏應該承擔的責任，如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和科技創新，也承擔了許多不應該擔負的責任。

　　正是由于我國高等教育的復雜性，使得其知識積累既有工業化時代的，也有后現代的；既有中國的，也有蘇聯的和美國的。根據高等教育在社會中的地位變化，可以發現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特征正在從關注人的發展轉向為國家服務。正如普林斯頓大學150周年校慶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表了題為《為國服務的普林斯頓》（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講，號召大學“為國家服務，為所有民族服務”。從其歷時性與共時性來看，在高等教育最初的知識體系中，主要概念和理論都是圍繞大學的屬性展開，如大學是一個學者共同體，主要是研究高深學問者。而今天對大學認識是“社會的服務站和動力器”，這種轉變與國際間的競爭緊密相關。

　　我國高等教育的復雜性是歷史與現實疊加的產物。這些復雜性既深嵌在高等教育的體系中，也催生了高等教育與社會的新關系或矛盾，如計劃與市場、公平與效率、需求與供給、數量與質量、本土化與國際化，這些新的關系或矛盾都需要重新認識和解決。嚴格說來，有什么樣的高等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樣的高等教育實踐；有什么樣的高等教育實踐，就有什么樣的知識體系。高等教育知識體系既是對現實的觀照，又是對現實的超越。

　　三、重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方法論

　　面對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采納一種全面而深遠的系統性方法論。不僅要深刻洞察當前社會的發展需求，更要前瞻性地預見未來社會的教育趨勢；既要尊重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發展的內在規律，也要充分考量不同國家的教育特色和文化差異，以確保其普遍性和適應性。具體而言，以下四個方面可以作為建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指導原則。

　　一是要辯證處理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時代性與超前性。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要求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要在特定時期有一定的超前性與預見性，高等教育學既依托于時代，也應超前于時代。只有當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生發于具有時代特征的高等教育實踐，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才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方法論上，要將“時代特征”作為一種目的意識，通過對高等教育實踐的理論性分析和系統性總結充分揭示高等教育學的時代之變。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數智技術浪潮，無疑將從根本上顛覆傳統的學習模式。然而，時代發展的技術邏輯越強烈，我們越能感受到高等教育活動被困在了傳統的思維定勢中。我們只是學會了運用時代發展所產生的先進工具，但思維與方法仍停留在過去。例如，通識教育雖然在形式上采用了一系列先進的教學媒體，但在理念層面并未真正觸及通識教育的核心內涵。因此，人們所揭示的高等教育時代特征往往是當下高等教育實踐的表征，并非一種終極的或一勞永逸的解釋。構建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離不開對時代特征的考察，也離不開超越時代的考量。

　　二是要辯證處理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理論性與實踐性。學科作為理論化的知識體系，體現了對特定領域現象和規律的系統化抽象。一門學科的成熟，大多是在概念體系上達成共識，并從共識概念出發構建學科的知識體系。但就中國高等教育學而言，由于高等教育自身發展歷史較短，對高等教育概念的理解經歷了從表層到深層，從簡單到復雜的不斷深化過程。對于不同利益相關者而言，在高等教育概念上甚至會出現見仁見智的認識，導致共識性的高等教育理論體系難以形成。因此，形成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知識體系是構建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必由之路。

　　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賦予了高等教育學獨特的學科屬性，它不是一門純粹理論性的學科，而是一門面向現實、指導實踐的應用性學科。因此，高等教育學的發展必須立足于高等教育實踐，構建新的認識論基礎。通過新認識論的指導，高等教育學的理論研究將更加緊密結合實踐，為高等教育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和指導。確保高等教育學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建立起動態、雙向的互動關系，進一步提升理論的實踐解釋和指導效力，構建起一個結構嚴密、內容豐富、不斷發展的知識體系。

　　三是要辯證處理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工具性與思想性。研究方法是學科知識體系理論化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西方工具理性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使用上出現了工具主義傾向，以實驗、實證、模型等為代表的研究方法成了“科學”的代名詞。不可否認的是，實證研究方法確實幫助高等教育研究逐步走向規范化和科學化，但是高等教育研究也因此出現了封閉化、形式化和工具化的問題，反而越來越趨向于關注微觀的“神經末梢”式的研究問題。微觀實證主義在研究方法中的強勢性使得大量高等教育研究陷入對完美數學模型的形式追求，反而扼殺了高等教育的豐富性、多樣性和特殊性，從而忽視了高等教育發展變化中的“真問題”。

　　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決定了高等教育研究要關注“真問題”。例如，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逐步擴張，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階段的個性化教育轉向了普及化階段的批量化生產，當下的“真問題”又重新回到了更高層次的個性化人才培養上，即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恰恰由于高等教育的主體和對象是具有高度復雜性和多樣性的人，因此許多高等教育活動無法像經濟活動一樣簡單地用工具測量或是數字表征。不妨說，無論是研究中國高等教育，還是建構中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最忌諱的就是用工具性代替思想性。當然，高等教育研究過程中完全忽視工具性是不現實且有失偏頗的，我們也并不是否認實證方法或是數字模型的重要性，而是想要指出研究高等教育“真問題”不能一味地從形式上追求方法。高等教育研究不應該是工具主義主導，而應是問題導向下的、具有批判意識、超越工具性的存在。

　　四是要辯證處理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模仿性與自主性。近代大學產生于歐洲，近代高等教育的概念和理論也大都帶有歐洲大學的底色，如導師制、書院制等；現代大學產生于德國，拓展于美國，二戰后的高等教育概念和理論也大都有著它們的痕跡，如社會服務、學術自由等。反觀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演進，作為后發外生型國家，民國時期模仿的是日本、德國、法國和美國，新中國成立初期模仿的是蘇聯，改革開放后模仿的是美國，每個時期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借鑒印記。其中，較為厚重的痕跡是蘇聯模式。此外，清末民初以來，學術界掀起的“整理國故”運動，提倡用西方的學科理論來整理中國舊有的學術、文化和思想傳統，也深刻影響著近現代中國人文社科的發展，并映射到高等教育學知識建構的過程中。從我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發展進程來看，一方面，西方的高等教育概念為我們構建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借鑒，為我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建構打開了一扇“思考之窗”；另一方面，以潘懋元、朱九思等為代表的老一輩學人的知識積累，也為形成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豐厚土壤。

　　無論是歷時性還是共時性的經驗都證明，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強調自主，也離不開借鑒。當然，中國高等教育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一是邏輯起點存在差異。西方的價值屬性先于現實屬性，最初關于高等教育的概念是關于大學的，具有濃厚的人文情懷和知識立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是現實先于價值的，如高等教育救國思想、高等教育強國話語等。二是研究范式存在差異。西方重理性抽象，中國重具體具象。由于發展階段性的差異，中國學術研究往往崇拜西方理性，殊不知，這一盲目追隨正如“削足適履”，在學習西方研究范式的同時，也丟失了自身優勢。三是發展過程存在差異。歐洲高等教育有上千年的發展歷史，美國高等教育也有三百余年，中國高等教育只有短暫百年，這是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并且中西方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具有根本差異，這是發展過程的特殊性。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在相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階段性，西方的時代劃分與中國不一致，西方大學的歷史與中國不一致，決定了中國大學的發展階段與西方大學也不一致。

　　高等教育的時代特征決定著高等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時代特征不同，知識體系也迥異。清末以來，中國被迫納入了世界知識體系，原有統一性的知識體系被打破，中國現代知識體系開始了艱辛的重建過程，在追趕世界學術潮流的過程中，研究方法的工具主義傾向，急于求成的研究心態，使得研究范式與研究對象脫離。因此，我們必須在模仿和創新中找到平衡點，既要學習西方的成功經驗，更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本土化改造。

【鄔大光，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郭玉婷，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