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學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高等教育學體系已完成創設，但在當下缺乏解釋力，亟待完善升級；高等教育研究空前繁榮，但對實踐缺乏指導力，亟待精煉整合；高等教育處于教育的龍頭地位，但理論創新缺乏引領力，亟待自主建構。未來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要圍繞“學科、學術、話語三大體系”的建設來展開：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建設要重在自主，學術體系建設要重在協同，話語體系建設要重在融通。重視高等教育自主知識體系的三大來源：高等教育實踐活動中形成的規律性意識、政府政策供給中的真理性共識、學者總結提煉創新的系統性學識。建立一個由高等教育活動的實踐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者三者共同組成的高等教育學科知識生產的三螺旋模式。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三螺旋模式

毫無疑問，高等教育學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的視角看，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教育被賦予了支撐和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功能，高等教育要發揮出龍頭的作用。從理論的視角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核心命題和任務就是把中國高等教育實踐、中國高等教育經驗創造性地轉化為高等教育學創新發展的知識體系、學科理論、研究范式和學術話語，統籌推進高等教育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建設，以體現出“稀有的邏輯力量”，成為解釋、指導、引領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理論基礎，為世界高等教育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筆者曾在2009年《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之際，以《我們需要怎樣的高等教育》為題，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了未來的期待，同樣，今天，以《我們需要怎樣的高等教育學》為題，闡述我對于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未來期待。

一、對于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三個基本的判斷

伯頓·R·克拉克認為“知識是通過世世代代累積起來的，各門學科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它們隨時間遷移而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發展同樣如此，從歷時性的高等教育知識生產過程來看，對于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現狀有如下三個基本判斷。

一是完成創設，但在當下缺乏解釋力，亟待完善升級。以潘懋元先生為代表的諸如汪永銓、薛天祥教授等老一輩高等教育學人，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特別是潘懋元先生作為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奠基者與旗幟性人物，對學科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開創性、奠基性的杰出貢獻。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出版了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的開山之作《高等教育學講座》和中國第一部《高等教育學》，對于高等教育學的性質與特點、高等教育結構、高等教育規律、高等教育功能與職能、高等學校專業培養目標和教學計劃、高等學校的教學過程、高等學校的教學原則等基本問題作了理論探索，對高等教育本質與規律、高等教育結構、教育過程等按教材形式進行闡述，初步構建了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體系，他提煉和概括出來的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具有開創性和原創性。

不僅如此，知識體系的建立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確定了一個基本的學理框架，催生了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的建立。1983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審定并頒布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正式把高等教育學作為二級學科納入教育學學科，其學科建制首次得以確認。其后，高等教育學碩士、博士點的設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的成立，高等教育學學科列入國家重點建設學科，一批高等教育學刊物的創辦等，在國家層面有關于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規訓”已初步形成，高等教育學知識的生產、傳播、交流、發表、評價、激勵等納入了國家的學科制度之中。

任何知識體系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是一個不斷增長的過程，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增長同樣如此，誠如鄔大光教授所言：“在潘老師的高等教育學思想、理論和著作成熟之后，中國高等教育仍然在不斷發展并在加速時代背景下日趨復雜，出現了許多不在傳統高等教育學關注視野內的全新現象……這些新現象、新理念尚未系統性地融入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理論框架之內……高等教育理論已經嚴重滯后于高等教育實踐的新現象、新問題和新需求，我們需要深入思考高等教育學如何走在高等教育實踐前面，真正發揮‘理論引領’的作用”。可見，高等教育學的完善升級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是空前繁榮，但對實踐缺乏指導力，亟待精煉整合。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高等教育學術體系的建設也日漸完備，全國高等教育學科學者共同體人數數以千計，培養高等教育學后備人才的碩士學位點數以百計、博士學位點達30多個。據《中國高教研究》編輯部發布的《2023年全國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論文分析報告》顯示：2023年高等教育有效統計科研論文共計2151篇。《中國高教研究》編輯部已經連續20多年發布《全國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論文分析報告》，縱觀報告可以得出三個結論：①高等教育學術期刊在不斷增加，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發表機會；②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每年居高不下，顯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③研究的離散，呈碎片化的狀態持續存在。有學者斷言：“在我國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在完成了高等教育學的創建之后，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也陷入了某種困境”。因此要特別關注高等教育理論體系的現實困境及其再建構問題，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中存在“為理論而理論，為學術而學術”的現象，研究者提出了大量新概念，但這些新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并不清晰，甚至相互矛盾、交叉重疊，概念運用的隨意化、泛濫化，甚至有些是高等教育理論中的常識性概念，反而對于高等教育實踐來說具有混淆視聽的負面影響，對高等教育實踐缺乏指導力，高等教育實踐者由于無法獲得有效的理論指導，依然憑經驗在從事高等教育活動。其結果就是，“高教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發展至今，既沒有得到管理者、決策者的應有的重視，也沒有贏得其他領域同行的尊敬”。

當下，亟需對現有的無序累積的碎片化知識進行精煉整合，一系列概念和理論急切需要正本清源，很多模糊、邊界不清晰的概念需要重新認識、重新界定，達成共識，按學科的邏輯結構建構系統的知識體系，這是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必然要求。一個學科的發展首先是要發現新知，但也要在龐雜的知識堆中進一步精煉和整合知識，只有通過精煉和整合知識才能形成有效的知識體系。可以有個基本的判斷，我國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發展積累到今天，已經進入了需要精煉和整合知識的階段，亟需這一代高等教育學學人對過往生產的知識進行一個系統的回顧、梳理和整合，在原有的理論體系基礎上豐富、完善和發展。

三是龍頭地位，但理論創新缺乏引領力，亟待自主建構。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在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并發揮高等教育的龍頭作用，是高等教育界必須思考和回答的重大命題，我國的高等教育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高等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的進程中要回答好以下三個問題。①高等教育如何引領和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實質是人的現代化，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志，高等教育支撐和引領國家現代化是國家賦予的歷史使命。②高等教育如何在國家高質量發展中提升支撐力和貢獻力。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建設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實現內涵式發展，以滿足國家的高質量發展之需。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戰略中高等教育如何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一體統籌推進，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倍增效應。這是時代之問、中國之問，對于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既需要高等教育實踐的積極探索，更需要高等教育學學者們的理論創新以增強理論的引領力，實現高等教育的龍頭作用。

所有的知識生產都是在每個時代的社會實踐中進行的，所有偉大的理論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了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唯有激蕩的大時代、宏闊的大實踐，才能孕育創生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論和學術成果。這是一個必定能產生偉大理論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高等教育學的理論創新正當其時，要立足高等教育領域中新的研究對象、學術命題、概念范疇、研究方法，在理論創新中構建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

二、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三大體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一個基本命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努力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三大體系”相互作用、相互聯系，形成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學科體系是基礎，學術體系是推動力，話語體系是核心與關鍵，學術體系圍繞學科體系展開，并通過話語體系的創新來呈現。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三大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毫無例外，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要圍繞著這“三大體系”的建設來展開。

（一）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建設要重在自主

早在2007年筆者曾撰文《知識增長與學科發展的關系探析》，專門論述過學科的產生是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學科最初體現為一種知識分類體系，學科的誕生源于人類知識的保存、增長與分化。知識分類的根本原因在于人類知識總量的無限性與人類個體生命周期、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學科體系是一定知識范疇的邏輯體系，具有系統的知識管理和知識發現的功能和價值。作為知識分類體系的學科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指學科提供一定邏輯保存已有的實踐知識，第二層指學科是依據一定的邏輯結構來規范知識增長的分類體系。

從知識勞動的主體來講，知識勞動的方式分為個體勞動和群體勞動。這兩類勞動本質上并沒有分別，但是由于組織方式不同，結果就有很大的差別。人類初期，知識的群體勞動是一種自發的活動，當時人類只有在群體生活當中才有可能積累經驗知識。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知識勞動就是以個人單獨研究這種形式展開的。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具備了讓更多的人專門進行知識勞動的物質條件。同時也要求人類不斷深化自身對于世界的認識，要求知識也要同生產力一樣，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個體知識勞動的能力和效率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對于知識生產的要求了。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的生產方式迅速從個體走向了群體，大學作為知識勞動組織便應運而生了。這是作為社會子系統的高等教育系統產生、發展的邏輯依據，高等教育學學科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揭示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在推動人類進步中的價值意義、組織方式與發展規律，形成相對獨立的、穩定的有關于高等教育活動的知識體系。與其他學科知識體系建構不同的是，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是一個揭示知識勞動規律的知識體系，知識體系的建構既是高等教育學研究的對象，同時又是高等教育學自身的目的。對于我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學科體系建設，尤其要體現出自主性。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群體性的知識生產活動，與生俱來就帶有實踐的品格。由于歷史的原因，現代高等教育發端于西方，引入我國百余年的時光，但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的40多年來，中國已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只用了美國高等教育一半不到的時間，實現了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向世界展示了一幅生機勃勃、絢爛多姿的高等教育快速壯大發展的宏大場景，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本土經驗，走出了一條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當然伴隨而來的也出現了發展過程中特有的中國問題，高等教育學者的使命就在于當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在我國高等教育的宏大實踐中發現和找到支撐“三大體系”構建的中國問題。這些問題應具有內生性、原發性，是中國高等教育實踐中全新的經驗系統和知識場域，學者的使命在于對中國問題、中國實踐進行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和學科化建構。

事實上，2013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思想體系研究”課題組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2017年出版的《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思想體系論綱》為豐富我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作出了富有成效的貢獻。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離不開對中國高等教育實踐的經驗總結，只有建立在充分的實踐自覺基礎上，深刻揭示實踐、服務實踐并指導實踐的高等教育知識體系才是具有長久生命力的。

（二）高等教育學的學術體系建設要重在協同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將學科指向規訓，他認為學科主要表現為一種規訓制度，是生產論述的操控體系和主宰現代生活的種種操控策略與技術的更大組合。任何一門學科都是一種社會的規范。伊曼紐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福柯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學科是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存在。他認為“學科作為一種制度的存在實際上是社會控制與軌調制度的一部分”。學科中隱含著三種制度性要素：知識等級與社會等級之間的制度性耦合、學科精英間圍繞知識活動而產生的聯系與專門化的學科組織與機構的出現。在筆者看來，高等教育學的學術體系是圍繞著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而建立起來的有關高等教育學知識生產、分類、資助、出版、發表、交流、傳播、評價、激勵等的學術制度體系、學術資源體系、人才培養體系集約而成的學術共同體。學術體系是國家制度安排的結果，既然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必然受所在國家政治制度與學術傳統的制約，反映出國家意志，體現每個國家不同的學術制度特征。從我國高等教育學學術體系的現狀來看，明確了高等教育學作為教育學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設置高等教育學學科的高等院校是高等教育學知識生產的主體，設立人才培養的博士與碩士學位授予制度。2024年4月26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學位法》，標志著中國學位制度走向成熟，為我國的學術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專門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分離出來設立了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來統籌資助教育學（含高等教育學）的知識生產。1983年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發揮學術共同體的組織優勢，集聚人才資源、創新資源，設立重大課題，有序開展有組織的科研，打造高等教育國際年會學術交流平臺，會刊《中國高教研究》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學重要的發表刊物，充分發揮了學術的引領力。

誠然，與我國其他學科的學術體系一樣，在高等教育學研究的學術領域同樣存在體系性的功能紊亂、結構失衡、力量分散、能力不足等問題，呈現出自娛性、同質化、跟班式、指標化、碎片化等癥狀，導致高等教育研究整體的學術力量難以發揮其在高等教育強國建設中的引領作用。高等教育學學術體系在我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中理論的源頭性對實踐的支撐性和引領性作用還未彰顯，高等教育學學術體系缺乏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高校定位同質化現象嚴重，不同類型高校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在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體系的建設中缺乏科學分工與協同，更未形成學科有效會聚與協同的機制，碎片化較嚴重。加強高等教育學學術體系內部各要素間的協同，促進學界與教育行政部門、大學辦學治校者、管理實踐者的協同，強化不同學科的交叉、會聚、融合，是當下中國高等教育學學術體系建設的緊要而艱巨的任務。

（三）高等教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要重在融通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中國特色認識和經驗的完備系統，包括符號代碼、語言、表達、學術理念等。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話語是建構我們認知方式的系統和結構，話語決定如何理解我們所處的現實。話語不僅僅是語言，話語是實踐的一種特殊表達，實踐話語奠定了學科的知識基礎。話語體系的主體是學術話語、政治話語、政策話語及其大眾傳播，核心是話語影響力。高等教育學的話語體系是一種學術話語，標志的是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的自主與成熟，學術話語涉及整個學科體系的構建，反映了學科體系的創新性與合理性，同時也決定了學術體系的質量和水平。與實踐相對應的是我國的高等教育學話語體系長期受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有研究者通過對所提取的5個熱門教育外部話語進行分析，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明顯的外部話語依附性，導致了我國高等教育學存在著話語體系不完善、指代不清晰、邏輯混亂等狀況。建設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話語體系，將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優勢轉化為理論和話語優勢，要努力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影響的標識性學術概念，努力將政治話語學理化、學術話語大眾化、中國話語國際化，這需要在三個融通上下功夫。

首先要政學融通。高等教育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力量，要求高等教育學者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作為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堅持從中國高等教育的實踐出發，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提出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具有解釋力的理論和方法。避免機械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替代高等教育學學科研究的核心理論和知識體系，避免割裂地用方法論原則替代高等教育學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簡單化做法，避免簡單地以解讀中央文件、闡述上級精神開展解釋性研究而照搬政治口號替代高等教育學學科研究的命題與概念，要求高等教育學學者善于有效地將“政治話語”“政策話語”轉化為“學術話語”，同樣，善于將“學術話語”轉化為“政策話語”“實踐話語”和“大眾話語”，發揮出學術研究在影響和引領政府決策、大眾傳播中的獨特作用，建立植根于中國高等教育生動的話語方式和話語體系，在學術研究中真正體現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應用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實踐當中，用學術話語表達政治主張，真正體現高等教育學理論“價值引領”的“活的靈魂”的意義。

其次要古今融通。“第二個結合”為“三大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廣闊的文化空間和理論視域，激活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主體性、原創性”的內生動力，從文化的角度拓展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解。任何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的建設都是以所在國家的文化傳統為土壤的，話語體系建設同樣如此，要進一步發掘、借用、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話語資源，由于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連續性，有些語詞和中國傳統思想的關系非常緊密，我們應當有效實現中國思想傳統話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接續我們身在其中的傳統，從中國深厚的思想傳統中汲取表達當下問題的概念和智慧。既可以承舊詞而襲其義，也可經因舊詞而變其義，經過創造性的闡發，舊詞重新煥發生機，成為我們解釋與改造現實世界的話語工具。筆者也曾在以往的研究中作過嘗試，筆者曾借用了孔穎達疏《易·說卦》中“窮理盡性”四字的對聯：“窮極萬物深妙之理，完盡生靈所稟之性”來表達大學的理想，顯現了大學人對高深學問的探究，對于人才培養全面而自由地發展的追求，是大學理想與使命最好的也是最高度的概括；曾借用了“外儒內道”一詞，提出外儒內道、儒道互補的大學去行政化策略，讓大學“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實現大學價值的內外統一。針對大學片面追求指標和排名的現狀，筆者以“內圣外王：高等教育從內涵發展到大學能力建設”為題，認為“內圣外王”是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基本精神和歷史使命，也是我國大學的文化根基、精神追求。我國高等教育從“內涵發展”到“內涵式發展”的政策轉型，強化了高等教育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的使命，對于大學提出了“四個服務”的能力要求，以推動大學發展方向與方式的轉變，大學能力建設是實現內涵式發展的根本路徑。舊詞新說，具有經濟而“不費”的好處，這樣的語詞便兼有現代和傳統話語統約的妙處。

最后要中外融通。任何國家的自主知識體系都只是世界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學科的概念從全球視角就是知識的分類體系，是全球知識分子基于全人類共同知識進行理論創新的產物，這種創新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也不是為了自主而創新，而是基于現實需要和問題導向，是為了解決人類面臨的真實問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性’并不意味著它的‘孤立性’和‘不可通約性’。‘中國特色’和‘中國性’只表示這套話語體系由中國學者提出，起源于中國社會實踐，具有不同于西方話語體系的內容和主張，而不意味著它只能被中國人理解和接受，或者僅著眼于與西方話語體系對抗的一面，而沒有相通相容的一面，更不意味著自我孤立和自我封閉。”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發源于中國的社會實踐”，但不意味著“只適合于中國的社會實踐”，作為服務于中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高等教育學的根本旨趣，在于在起源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論范式之外，提供一套起源于中國高等教育實踐，但也同樣具有普遍意義的高等教育新范式，高等教育學的學科本質仍然是抽象化反映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其功能仍然是理解、解釋甚至引領高等教育的發展。中國的“雙一流”建設，既要符合世界一流大學的通則，更要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筆者也曾撰文描繪過心目中世界一流大學的三重境界：一是指標意義上的一流，符合世界一流大學的通用標準；二是能力意義上的一流，能支撐和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滿足中國的發展需要；三是哲學意義上的一流，能為人類進步提供價值和文化的引領，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提供范式。據此可見，要建成高等教育強國，建成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高等教育學的話語體系也就潛在蘊含著可被世界普遍接受和可通約的訴求，要契合普遍的世界潮流。

綜上可見，中國自主的高等教育知識體系，是隨著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得以建構的。學科體系是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基本依據，學術體系是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制度、資源和人才支撐，話語體系是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的表達體現。

三、意識、共識與學識：高等教育學知識生產的三螺旋模式

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實踐性的學科，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互為前提和彼此滲透，真正的高等教育理論總是具有實踐品格的，真正的高等教育實踐也總是具有理論氣質的。高等教育自主知識體系中的知識生產有三大來源：高等教育實踐活動中形成的規律性意識、政府政策供給中的真理性共識、學者總結提煉創新的系統性學識。高等教育活動的實踐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者三者共同組成了高等教育學科知識生產的主體，是高等教育學學術體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也是高等教育學話語體系的形成者與傳播者。

（一）大學實踐者的規律性意識

實踐是知識生產的源泉，意識是人的頭腦對于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意識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和能動性。眾所周知，美國大學校長們在辦學治校過程中的實踐感悟和經驗總結是美國高等教育理論的主要源泉，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世界學術中心從歐洲向美國轉移的萌發時期。在這個時期，美國高等教育實現了從傳統學院向現代大學的轉變，完成了以學術職業化為核心的“學術革命”，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高等教育制度，開創了“美國教育史的新紀元”。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過程中，集中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大學校長，他們開創了美國高等教育史上獨一無二的“巨人校長時代”。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是，這些大學校長們紛紛撰寫高等教育的理論專著，給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美國經驗和理性思考，我們這一代高等教育學者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如哈佛大學校長德雷克·博克的《大學的未來—美國高等教育啟示錄》；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的《美國高等教育》；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校長和加州總校校長克拉克·克爾的《大學之用》等不勝枚舉。

新中國成立以來，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大學校長，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特色發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也產生了一批有著濃厚本土特征的高等教育思想和辦學治校經驗，這是中國高等教育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寶貴資源。從當下的情形來看，實踐者對于高等教育規律的學習、探究、總結需要進一步的提高和重視，據我們以往對于中國原“211工程”建設大學校長群體的研究，校長群體的教育背景63%是理工科出身，人文社科出身的校長僅占37%，其中管理學背景的校長占10.9%，教育學背景的校長僅占4.3%。現任大學校長中有87%繼續從事原學術研究工作，從事原學術研究工作所占精力占1/4以上的有43.2%，占一半精力的有8.1%。校長信息跟蹤調查顯示，47.3%的校長在任期間有學術類獲獎，平均為1.6項。84.7%校長在任期間發表學術論著，平均為32.5篇（部），其中最多的校長發表325篇（部）；100篇（部）以上的占9.2%；10篇（部）以上的校長占46.7%。87%的現任大學校長繼續從事原學科背景的學術研究工作；59.1%的校長不愿放棄原有學術工作去擔任專業化的校長。工學背景的校長業余時間不閱讀教育理論類書籍的比例達44.4%；繼續從事原學術工作的校長中有41%不訂閱教育理論類書籍。

同時，高等教育學界對于實踐者經驗總結的成果有待于進一步的理論觀照。如1994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教學成果獎勵條例》，成為我國教育領域中唯一的一項國家級獎勵，匯集了我國全部高校在各類人才培養中的全部智慧，創造了中國本土的教育教學經驗，是建構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寶貴思想庫、語料庫，亟待高等教育理論工作者們的抽象與提煉，開展系統的學理化研究與學術性表達，形成既有中國特色又具世界意義的命題、概念、符號、范式。

今天，我國已建成了世界上超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走出了一條極具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道路，偉大的實踐應該催生出偉大的理論，我們有理由相信，當一大批有教育情懷的院士、學問家紛紛走上執掌大學的舞臺，在大學校長專業化的道路上，發揚教育家精神，以躬耕態度弘道追求的執著，在辦學治校的實踐中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的理論素養，探究與遵循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有意識地總結提煉出以獨特實踐為基礎的高等教育經驗和新知，中國的經驗固然源自中國的實踐，有鮮明的中國本土特性，但是如果這些中國經驗是在遵循高等教育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經過創造性的實踐形成的，一定具有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性，為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嵌入世界高等教育學知識體系貢獻中國智慧。

（二）政策制定者的真理性共識

由于高等教育的實踐性，政治術語和政策話語對于高等教育的實踐產生方向性的影響。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也一直是在國家政策的導向和驅動下實現高速發展的。因而，對于領導人的講話、指示批示以及政策的解讀、注釋也成為高等教育學界的一項重要任務。毫無疑問，關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術語和政策話語已成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的知識來源。近年來，隨著公共治理的興起，知識成為現代國家治理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圍繞“決策科學化”這一命題強化了對于智庫建設的重視，讓學界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并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說，在治理的視角下，所有知識類型的引入都有助于為治理增加確定性，政策制定就是一個從“知識”到“共識”的過程，而這些作為真理性“共識”的政策引導著實踐的發生，成為“知識”的源泉。治理中的知識是那些與公共治理過程緊密銜接，作為不被懷疑具有真理性特征成為治理過程中進一步思考與行動基礎的系統性認識。

但知識并不總是暢通無阻地進入治理過程，政策制定者是否尋求學者的知識支持、是否接受知識、接受誰的知識、以什么方式接受知識都非必然。這就取決于政策制定者的學養與理論自覺，取決于其對權力與知識的理解與認知。事實上，知識與權力天然存在互賴關系，福柯認為，權力和知識兩者在多個領域（尤其是人文科學領域）他們相互聯結、糾結并存，形成一種“知識-權力”的共生景觀，知識是權力的眼睛。西蒙（Simon）通過對人類決策行為過程的研究，認為個人與組織面臨的機會集合是個人擁有知識的函數，決策者進行有效決策必須擁有相關知識，掌握的相關知識越多，決策的有效性越高。

在高等教育的治理實踐中總是充滿著對各種各樣知識的需求，但現有的高等教育學理論未能呈現具有學科自覺的系統邏輯，缺少對于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論統合，致使大量有關治理中知識生產與可調用的文獻散落在不同的子學科之中。需要警惕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專業化人士成為決策者角色，要防止知識擁有者的過度自信與權力帶來的傲慢，善于在落實政治要求、滿足現實需求的基礎上，從各種紛繁的知識系統和理論流派中積極尋求真理性共識，審慎地提出政策話語。而對于參與政策制定的學者而言，要平衡好“科學之為召喚”和“政治之為召喚”的學術取向，兼具“學術忠誠”和“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情懷，既促進學科知識增長又能推動社會進步，熱心投入公共治理而不喪失科學精神與學術理性。

（三）學者總結提煉創新的系統性學識

學科體系的建設是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基礎，是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基本依托，是高等教育學學者們義不容辭的重大責任。學科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將零散的、碎片化的、雜多的、經驗型的知識按一定的邏輯結構進行系統的總結提煉創新，高等教育學學科作為高等教育的知識分類體系應提供一定邏輯保存已有的實踐知識，同時依據一定的邏輯結構來規范高等教育的知識增長，發揮系統的高等教育知識管理和知識發現的功能和價值。探究高等教育學“一定的邏輯結構”，總結提煉創新高等教育系統性學識，是當下我國高等教育學者們的共同使命。

首先，要進行高等教育學的“范式合成”。什么是“一定的邏輯結構”？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的核心思想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科學成熟的標志是范式的確立，科學進步意味著新范式取代舊范式。庫恩范式理論的提出基于其對科學發展史的考察，而科學發展史又深刻地影響著高等教育發展史，因為大學是人類進行知識儲存、傳遞和發現活動的重要場所。庫恩也將范式理解為“學科基質”（Disciplinary Matrix），是庫恩對于范式的另一個稱謂，同時也是他分析范式要素的工具。他對學科基質的解釋是：“用‘學科’一詞是因為它指稱一個專門學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財產；用‘基質’一詞是因為它由各種各樣的有序元素組成，每個元素都需要進一步界定。”他認為，學科基質包括四種成分，分別為符號概括、共同信念、共有價值和范例。

高等教育學科的建設就是要形成高等教育的“學科基質”。“符號概括”是“學科共同體成員能無異議也不加懷疑地使用的公式”，有自己的概念體系和話語規則。“共同信念”被庫恩稱為“形而上學范式”，每一個高等教育學科的成員都擁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分享著有關理論、方法和技術的信念。庫恩所提出的“共有價值”是認識論上的，但是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共有價值”的涵義是基本等同的，“共有價值”在社會學上的涵義是：組織中的全體成員應服從于共同的目標，向共同的目標努力和奮斗，而這種對目標的認同和奮斗的動力來自共同的認識，即價值取向，這是高等教育哲學需要回答的問題，“共有價值”的現實體現便是其成員形成統一的學術目標與使命。“范例”是庫恩提出的第四種學科基質，相對于“共同信念”“共有價值”而言，“范例”是學科形而下的組成部分，它是學者在其學科領域進行勞動的工具或手段，庫恩所定義的“范例”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范式合成”是一個復雜的命題，可能要“聚焦于彌合主要范式內部不同分支之間存在的矛盾和脫節，通過核心概念重新分類和厘清因果機制構建融合范式，從而消解原型理論之間的邏輯和經驗沖突，提升范式內部的一致性和內聚力”。

其次是明確高等教育學研究的“元問題”。問題是時代的強音，問題的尋找和提煉是知識生產的核心環節，找到了屬于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的元問題，就等于找到了自主知識體系得以不斷生成和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目標，如果在“元問題”上不清晰會失去學科的學術競爭力，學科體系構建就會失去核心支撐力，學科發展亦會逐步喪失原動力。一個學科關注什么“元問題”，需要基于總體性眼光和學術發展趨勢，去回應和解決時代進程中的根本性問題。元問題是學科體系的關鍵，事關自主性和合法性，“元問題”是推動學科發展的本源性問題。俞吾金教授關于哲學“元問題”的思考，或許能給高等教育學帶來啟發。在他看來，哲學的活力和魅力正是體現在不斷地思索哲學的“元問題”過程中。人和周圍世界的關系首先是意義關系，人的全部求知熱情（包括哲學上的探索）都是在這種意義關系的地平線上展開的。只有先行地領悟哲學與人的生存活動之間的意義關系，才能準確地解答“什么是哲學”這一問題。因而，從生存哲學來看，哲學的“元問題”就是“為什么人們需要哲學”。同理，高等教育學的“元問題”可以表述為“為什么人們需要高等教育學”。“元問題”具有兩個重要維度：“真問題”和“大問題”，按照這樣的標準，筆者以為，當下中國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元問題”是“高等教育如何在支撐和引領中國式現代化中發揮好龍頭作用”，這也是高等教育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邏輯起點，知識生長從來都是外力驅動型，諸多知識生產不是內生性、本源性的。馬克思曾指出：“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它是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這一論述充分闡釋了問題與時代的關系，問題的提出源于時代的發展變化和要求，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和時代的必然性。

最后，推動高等教育研究的學科交叉與融合。“當代中國實踐及與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這個世界，涌現了太多傳統學科視界內感到‘無能為力’的新事物和新問題，固守于傳統的學科體系是無法構建起符合新時代中國實踐需要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對經典社會科學面臨的挑戰和現代轉向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開放性”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基本特征。從此角度看，高等教育學科具有鮮明的現代學科特征，“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對知識綜合的要求不斷提高，學科的交叉、會聚與融合正是知識綜合的傾向在學科發展中的體現。面向這一新要求，當下學科建設最迫切的是要營造有利于學科交叉、會聚的內部運行機制，以學科交叉、會聚促進學科融合，在學科融合中實現知識的綜合發展，從而激發大學的創新活力”。

而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必須徹底改變“一方面隨著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逐漸退出了學術研究和大學行政管理的舞臺，高等教育學對于高校管理實踐的影響力不斷在衰減；另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學作為教育學門下的研究生專業的不斷擴張，畢業于高等教育學專業的研究者逐漸成為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主導者，甚至是壟斷者。結果就是，隨著學科制度化的不斷推進，高等教育學作為教育學的二級學科和研究生專業，自然而然地以培養高等教育學專業的研究生為己任，逐漸喪失了對于高等教育實踐的影響力以及學科發展的想象力”，出路在于建立起一個由高等教育活動的實踐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者三者共同組成的高等教育學科知識生產的三螺旋模式。三螺旋理論的核心在于強調政府、大學、企業這三個主體在創新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互惠互利關系。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高等教育學的知識生產過程，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者的責任就是把高等教育活動的實踐者提供的鮮活的基于中國高等教育實踐的經驗型知識、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提供的基于國家需要、社會發展現實的真理性共識經過總結提煉并創新，按“一定的邏輯結構”，建構具有自主性的高等教育知識體系，反過來為高等教育活動的實踐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提供理論的依據和指導，形成高等教育知識生產的三螺旋式模式，循環往復，推動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不斷豐富和完善。

宣勇，浙江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教授，浙江工業大學現代大學制度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