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學是我國獨有的學科，作為學科建制在我國已有40年的學科史。在建設教育強國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和內涵式發展亟需高等教育學的理論支持。基于高等教育學走向“成熟”的視角來看，高等教育學還是一門“不成熟”的學科。高等教育學“成熟”的特征包括能夠解釋實踐中的高等教育現象，指導高等教育改革和引領高等教育未來。影響高等教育學“不成熟”有內外部原因，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命運與其成熟度緊密相關。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實踐；自主知識體系

高等教育學是我國獨有的學科，經過第一代高等教育學人的努力，高等教育學獲得了“合法性”的學科身份，走過了一段學科的“輝煌”，形成了國際上獨有的學科建制和龐大的研究隊伍以及相對豐富的資源配置。雖然高等教育學在我國經歷了“學科”“研究領域”“院校研究”的多年之辯，但學人已普遍認識到這些討論既沒有生發出具有明顯區別的獨有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提供實際的貢獻。在建設教育強國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地位和價值不斷彰顯，在我國被視為整個教育體系的“龍頭”。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期待，也給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發展帶來了壓力。今天的高等教育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亟需高等教育學給予回答。高等教育學能否承擔起這一使命，不得不引起高等教育學人的思考。

一、高等教育學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嗎？

高等教育學在我國已有40年的學科史，在當下如果說高等教育學是一門“成熟”的學科，恐怕難以達成共識，因為它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多元社會需求。如果說它是一個“無用”的學科，顯然遮蔽了它40年的存在價值，既不符合它在國內作為學科作出的貢獻，也不符合它在國外作為研究領域所發揮的作用。如果說它是一個“不成熟”的學科，似乎可以讓人接受，因為高等教育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面臨著類似的發展困境。但也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研究的發展空間，尤其是隨著人工智能的興起，社會各利益主體對高等教育研究既有理論上的期許，也有實踐上的需求。實際上，高等教育學走到今天依然是一個“正在發展、有待提升和有待成熟的學科”。

高等教育學的發展得益于我國獨有的學科建設制度。在我國，學科地位對于任何學科的生存與發展都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學科地位，既難以在體制內獲得認可，也難以從體制外獲得資源，其生存和發展空間就無從談起。正是在學科建制的“庇護”下，高等教育學才能迅速成為“土生土長”的學科，才有了相對穩定的學科地位，才有了學科的影響力。高等教育學的產生和演進過程，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是罕見的，在世界上是獨特的，其作用和貢獻是可以感知的。

高等教育學發展到今天，基本具備了學科建制和規訓所包含的一切要素，包括人才培養單位、學術研究組織、專業出版物和學位授予點等一應俱全。在許多高校既有獨立建制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也有依附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機構，還有與學校規劃等職能部門融為一體的研究機構。誠然，高等教育研究的組織形式和架構的不同，使得學科在學校的地位完全不同。尤其在我國學科評估從二級學科轉向一級學科的過程中，一些院校的高等教育學作為二級學科依附于公共管理或管理科學等學科時，其“存在感”普遍偏低，幾乎難以獲得很好的發展空間。高等教育學在一所高校的生存狀態和發展水平，與其學科是否獨立設置直接相關，只有獲得相對的獨立建制，才能成為穩定的學科。

高等教育學發展到今天，其理論張力得到了釋放，學科的外溢效應日益彰顯。高等教育學的研究成果已滲透在國家宏觀政策制定和高校內部治理的方方面面，它不僅為各級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持和科學依據，還對高校的內部治理提供了改革思路和建議。實際上，任何國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最初都產生于高校自身發展的需要，爾后從高校內部走向高校外部，最后再回歸到高校內部治理研究。我國高等教育學在學科建設的過程中，無論是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類型還是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研究領域和主題，都在發生變化。例如，在研究機構的設置上，相對獨立的研究機構和轉向“院校研究”的機構不斷增加；在研究范式上，從關注思辨和引進西方理論到關注中國問題；在研究領域上，從關注宏觀開始轉向宏觀微觀并重，其研究范圍和主題與時代的契合性不斷增強，如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一流學科建設、高等教育普及化、教育公平等。

然而，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在建制上相對成熟的學科，并不代表學科“內涵”的成熟，也不代表理論體系的成熟，更不代表研究視野和水平的成熟，只能說是學科“形式”的成熟。高等教育學能否達到成熟？對于高等教育學人來說，回答當前高等教育學的“成熟”或“不成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因為自高等教育學作為學科建立以來，既有構建“中國式”自主知識體系的不足，也有在引進西方理論時的消化不良，以及在解讀過程中的“泛化”和“窄化”，還有不同管理部門在實踐中的“誤用”，從而使得高等教育學在發展過程中不時出現“生存”或“信用”危機。盡管有種種的不成熟現象，但高等教育學的存在價值不容否認，這些不成熟既是一個年輕學科發展的過渡階段，也是走向成熟的必然階段。正確認識和反思這些不成熟是走向成熟的起點，對于尋找高等教育學走向成熟的路徑至關重要。

一般而言，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應該具備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即我國新時代對哲學社會科學所要求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從而實現三種功能。其一，用理論能夠解釋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高等教育實踐問題；其二，用理論能夠指導具體的高等教育實踐；其三，用理論能夠引領未來的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因此，成熟的高等教育學理應能夠對高等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說明和總結，解釋客觀存在的現象或事實“是什么”和“怎么樣”；能夠指導高等教育實踐應該“做什么”和“如何做”，能夠以前瞻性的預判促進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基于以上三種認識來評判我國高等教育學的成熟，可以形成如下結論。

高等教育學對實踐的解釋力開始下降，既表現為無法回答和解釋高等教育實踐領域不斷涌現的“新”現象，也無法回答和解釋實踐領域出現的“特殊”現象。今天的高等教育活動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實踐上，出現了許多超越傳統高等教育學關注的現象，如創新創業教育、以學生為中心、第一代大學生、非傳統大學生、應用技術型大學、盈利與非盈利等。這些新概念或新事物的出現，打破了原有高等教育學的認知。而高等教育學的任務之一就是“運用教育學的基礎理論去認識和解決高等教育中的問題，同時要進行一部分基礎理論研究，用以指導高等教育活動”。高等教育學作為理論體系，其理論的價值就在于及時回答這些新問題，形成新理論。高等教育實踐告訴我們：高等教育在精英化時代遇到的問題與大眾化時代完全不同，在大眾化時代遇到的問題與普及化時代完全不同，在市場經濟國家遇到的問題與計劃經濟的國家完全不同。此外，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過程中，高等教育學無法解釋實踐領域的“特殊”現象，以馬丁·特羅大眾化理論為例，大眾化理論原本是對西方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現象的一個描述，但未經修正就在我國被奉為“圭臬”，當我國把一個“預警”理論當成目標理論看待并運用時，理論也就“失真”了，既違背了提出者的本意，也與事實不符，使得在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推進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

高等教育學對微觀的實踐指導效果不明顯。高等教育學的任務之二是指導高等教育實踐中的現實問題。“一般而言，所有的教育研究都有一個或兩個目的，即知識的拓展和問題的解決。”前者指的是基礎理論的創新，后者指的是面向實踐的指導。從現實看，自高等教育學有了自己的“學術共同體”之后，高等教育學研究的主題與微觀實踐層面的聯系似乎度過了“蜜月期”，更多地轉向宏觀政策或“熱點”研究，高等教育學人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個人的“學科偏好”，與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之間的聯系出現了斷裂。例如，高等教育學對國家急需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難以發揮指導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許多“雙一流”建設高校開展了眾多人才培養試驗班，如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北京大學元培班等，在這些實驗班里幾乎看不到高等教育學人的身影和作用。在今天重視拔尖創新人才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者只能根據文本數據來分析這些實驗班的成就與問題。相反，到了申報各級教學成果獎時，高等教育學人又好像找到了用武之地。高等教育研究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失語”與“火熱”的實踐形成了反差。再如，高等教育學對教學管理制度的改革難以發揮指導作用。以高校四年一輪的人才培養方案修訂為例，雖然高等教育學人早就提出了“淡化專業、強化課程”的改革思路，但難以在實踐層面落實。以至于直到今天，歷史形成的課程結構和知識體系等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些現象表明，高等教育學在一定程度上很難左右高等教育的微觀實踐，提出的理論或政策建議時常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更遑論引領高等教育實踐了。

高等教育學對未來實踐的引領性不強。高等教育學的任務之三是能夠對未來走勢進行前瞻性判斷。一個時代的理論不僅要解決所處時代的問題，還要對社會的變化未雨綢繆。例如，高等教育實踐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影響和沖擊，但高等教育學對這些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前景和挑戰還無法應對，也無法利用新技術對教師進行適應性培訓，更未能利用這些新技術對教學和學習進行革新。高等教育學在預判技術創新對教育系統的長遠影響上的敏感性遠遠不夠，沒有提出任何新理論來預見高等教育形態的變化以及人才培養規格的轉型。當然，將高等教育學無法準確預測高等教育的未來視為不成熟的表現，是一個過于苛刻的要求。因為即使在國際范圍內，對于高等教育實踐的復雜性和未來的不可預測性都處在“觀望”之中，也都無法給出及時回應。人工智能究竟會以何種方式重塑高等教育活動的“教”與“學”，仍需拭目以待。很明顯，高等教育實踐和高等教育學的發展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外部力量的影響，高等教育學滯后于時代發展，以及無法預測高等教育的未來，都是可以理解的。

總之，高等教育學發展到今天，其貢獻有目共睹，其不成熟也四處可見。需要指出的是，探討高等教育學的“成熟”只有在中國語境下才有意義。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人們喜歡用中國的研究范式和主題與西方相比，似乎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已經達到了成熟。其實，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也未必是成熟的，美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在20世紀也曾被稱之為“不結果的樹”。我們今天運用的主要是西方早期的經典理論，是經過西方實踐驗證和時間篩選后的理論，但由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階段與西方國家有明顯的“時間差”，對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發展過程遇到的問題與理論的修正過程知之甚少，往往是以理想的心態、“終極的理論”指導發展中的中國實踐，這是不成熟的主要體現。

二、高等教育學“不成熟”的原因分析

造成高等教育學不成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也有學科自身發展的原因，還有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和國情的原因。具體而言，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之后，高等教育的利益相關者不斷增加，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認識開始多元，國家和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待越來越高，高等教育思想和實踐隨之豐富，其研究話題開始發生變化。這種現象不是我國獨有的表現，而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具體而言，造成我國高等教育學“不成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高等教育學產生初期的“先天不足”

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與早期的學科知識積累不足相關。回眸我國高等教育學的早期知識積累，人們津津樂道的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陳嘉庚等先人的思想，還不能稱之為高等教育學的范疇，只能說是辦學者的個人體驗。這些個人體驗或是借鑒西方高等教育思想，或是基于中國高等教育的早期實踐形成的原始、樸素的教育理念，而不是建立在系統的原始知識積累之上生發出來的對高等教育規律或本質的認識，這是“先天不足”的理論缺陷。由于沒有足夠的高等教育知識積累，高等教育學在建立之初，只能是通過移植蘇聯的普通教育學體系，通過“借雞生蛋”模式建構起中國的高等教育學。因此，脫胎于普通教育學范式的高等教育學，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存在著理論準備“先天不足”的缺陷，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與普通教育學的一般性就沒有得到有效闡釋。這一“先天不足”已然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學發展至今而未有明顯改善的根本問題。尤其是普通教育學的研究范式無法涵蓋豐富的且不斷變化的高等教育實踐，無法滿足利益相關者不斷增加的多樣訴求，無法應對教育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猛烈沖擊。由于高等教育實踐是不斷發展的，當我們仍用舊的研究范式來解釋新的實踐時，就會表現出高等教育學的幼稚性。

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與短暫的學科歷史相關。從時間上看，高等教育學是一個年輕的學科，相較于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傳統學科，其短暫的歷史也意味著在知識積累和理論發展方面，還沒有經歷足夠長的時間來形成一個完善的學科體系。從實踐上看，中國近代嚴格意義上的高等教育發展史與西方不同，沒有一個完整的歷史脈絡。從西方移植來的高等教育實踐于中國歷史情境而言，是碎片的和斷裂的，所以基于斷代的高等教育實踐生發出的中國高等教育學還是一個初級理論。從理論上看，任何學科的成熟都需要通過長期的實踐來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由于中國高等教育學的歷史時間較短，這種研究范式和方法論還處于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尤其是對國外高等教育實踐和理論的把握不夠精準，導致了實踐中的一系列誤讀、誤解和誤用，如學分制至今無法真正實現，績點制在評價學生時無所不包。

（二）高等教育學后天發展的“營養不良”

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與自主實踐缺乏相關。由于我國近代大學“自主辦學”的歷史短暫，以及近代大學早期發展過程中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始終沒有完成高等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啟蒙，使得我們對高等教育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十分淺薄或缺乏，只能借鑒他國的模式和理論，這極大地限制了對高等教育活動的理解。即便我們曾經“自豪”地認為我國大學的發展水平有過與西方大學比肩的歷史，但嚴格說來，彼時的高等教育實踐和理念完全是“跟跑”的狀態，彼時的大學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式”大學。這一現象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十分普遍，也就導致了無法進行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論構建。實際上，我國高等教育學今天面臨的“學科危機”，其實是“自主實踐”的危機，是自主實踐的缺失導致中國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高等教育學自主實踐的缺失或偏差，從表現上看是制度設計的問題，實際上是西方理論與本土文化難以兼容的“價值”問題，也可以說是深層次的文化問題。

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與理論體系建構不足相關。我國的高等教育學脫胎于普通教育學，尤其是蘇聯的教育學，加之在早期沒有自己的知識積累，過分依賴于普通教育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沒有形成一套獨立的、專門針對高等教育現象的理論體系。僅僅將普通教育學的概念和理論“機械移植”至高等教育學中，不加區分地冠之“高等教育”的帽子。具體到我們熟悉的高等教育理論，除了“教育內外部關系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自主知識”的理論，甚至獨有的概念也是鳳毛麟角。這種對普通教育學的依附性限制了高等教育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成熟，時常被看作其他學科的一個分支或附屬領域，而非一個具有自己獨特研究對象和方法的獨立學科，集中表現為運用其他學科理論來解釋高等教育現象，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高等教育實踐，而忽視了探索我國高等教育自身特有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實踐證明，建立在精英化基礎上的高等教育理論無法解釋大眾化的實踐，西方的普適性理論無法指導中國的特殊性實踐，高等教育歷史悠久的理論很難匹配歷史缺失的實踐，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工智能的實踐。由于理論的缺失，高等教育研究者更傾向于使用傳統的、經過驗證的、保守的研究方法，而非嘗試新的或更適應當前問題的方法，從而限制了對高等教育學的全面理解和深入分析。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高等教育學被視為“解釋體系”，而非理論體系。

（三）高等教育學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

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與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路徑依賴相關。我國高等教育理論和實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借鑒國外理論形成的，許多西方理論和話語體系在我國備受追捧。雖然在近代之初，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中國化”問題，但這個過程始終沒有完成，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路徑依賴。首先，制度上的路徑依賴。我國高等教育實踐自近代第一所大學創建以來，一直走的是模仿、移植、借鑒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全面模仿和學習蘇聯高等教育模式，包括教育制度、專業設置、教學模式等。雖然蘇聯模式在我國只實行了17年，但形成的烙印卻根深蒂固。改革開放后，開始學習西方尤其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當下的導師制、書院制、學分制、績點制、本科生院等無一例外都是學習美國模式的產物。當我們今天一再強調走出蘇聯模式之時，實際上我們既沒有走出來，也沒有學到美國的秘笈。其次，話語上的路徑依賴。我國的高等教育學長期處于西方話語體系之中，上至概念和理論，下至隱喻和研究視角，從“象牙塔”到“動力站”，從布魯貝克的“兩種哲學觀”到伯頓·克拉克的“三角協調模型”，再到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理論等，已經形成了一種“話語”的使用慣性，即尋找西方理論解釋中國高等教育現象，彷佛加上西方話語的“裝點”，中國的高等教育問題便迎刃而解。即使對我國獨有的高等教育實踐進行理論闡釋時，也喜歡到西方理論中找答案。最后，理論上的路徑依賴。高等教育學人熟悉的“政治論哲學”和“認識論哲學”，以及大學自治、學術自由、以學生為中心、教學學術、質量文化、“非升即走”等，西方每次出現一個新的理論，都可以在我國找到市場。對這些理論的嚴重依賴，導致我國的高等教育學有了理論惰性，缺乏理論創新的自覺。殊不知，高等教育的西方經驗和理論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實踐，這些理論對于解決中國高等教育的“小毛病”在短期內也許有效，如果將這些成果不加篩選地“移植”，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和分化了中國高等教育學的自主性。

（四）高等教育學發展環境的“外部壓力”

不僅高等教育實踐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高等教育學的構建也是如此。以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系為例，對于這一外部關系的傳統認識是從高等教育的內部活動邏輯出發，從教育與政治、教育與經濟、教育與文化等關系范疇的平面思維來認識高等教育內在規律。但在今天，這種平面的視角已經無法揭示高等教育與外部社會中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關系。以本科生畢業率為例，高等教育學人很早就意識到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的推進，在畢業率這個問題上必須實行“寬進嚴出”。然而在實踐中，不僅“寬進嚴出”無法實施，且質量底線還有往后退的嫌疑。顯然，單從高等教育內在邏輯出發，無疑會難以解釋這一與西方高等教育發展的“反常現象”。如果跳出高等教育來認識這個現象，無疑會發現高等教育不僅有學術屬性，更具有民生的公共屬性、社會的公平屬性，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大國實踐所出現的特有難題。因此，看待高等教育活動不能從一維的高等教育內部邏輯來探討，需要從更廣闊的戰略方位來探討高等教育與社會諸種關系之間的平衡。特別是今天的高等教育肩負著教育強國的龍頭責任，對于高等教育屬性的研究與認識就不能從經典邏輯出發，而需要跳出高等教育、立足長遠和著眼大局來看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政治屬性、戰略屬性、科技屬性、民生屬性。這些研究視角的轉變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理論范式所未曾有的，也是中國特有大國高等教育實踐決定的，這些既給高等教育學人提出了難題，也帶來了挑戰。

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與學科評價相關。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并非都是學科自身造成的，也與學科的外部生態有極大關系。從一門成熟學科的發展看，往往需要數代人的理論知識積累和原始知識創新，這就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與時俱進、與勢偕行的知識生產、傳播與創新的機制。無疑，高等教育學學科成長的早期或幼年時期，學科建制不僅對于高等教育研究取得合法地位至關重要，而且對于規范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提升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水平，追趕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理論提供了強大保障。但在學科發展從知識原始積累走向知識創新發展階段時，已有的學科規制也有可能在規范學科知識生產創新的同時走向學科發展的反面。以學科評價為例，學科評價在學科建設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強的“指揮棒”作用，評什么、如何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科發展的重點，其價值導向正在致使學科發展的異化，許多量化指標為高等教育學走向成熟埋下了削足適履的隱患。受限于量化考核的壓力，學科發展中過度追求短期內可見的成果，如論文發表數量和課題立項數目等，而偏離學科培養人才的長遠發展目標。以行政部門為主導的學科評價，導致高等教育學難以為實踐提供真正的解釋、指導和引領價值。這些現象說明，今天的學科評價盡管還在促進學科發展，但這種促進是用過往思維和尺度來評價未來高等教育學科發展，這種“刻舟求劍”式的慣性思維，雖然可以起到短期效果，但從長遠發展看，不利于學科知識的原始創新。

三、什么是成熟的高等教育學

要想獲得一個大家都認同的高等教育學成熟標準比較難，但時代的發展確實已經為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要求。

（一）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既要緊貼時代發展又要啟蒙高等教育現實

世界大學有近千年的歷史，如果從亨利·紐曼《大學的理念》一書算起，高等教育研究不足200年的歷史。回頭來看，紐曼等西方學者對大學理念的解讀，與其說是對現實高等教育的批判，毋寧說是對高等教育實踐的重新啟蒙。實際上，高等教育思想的啟蒙，在一定程度上更能體現高等教育學的價值。這種啟蒙意義就在于現有的高等教育實踐超出了已往的認知，往往造成新的高等教育實踐與舊的高等教育認知的落差，這一落差促使高等教育思想要么以舊的理論解釋新的實踐，要么催生新的高等教育理論。這一過程是重新認識高等教育規律和本質的過程，是重新理解社會對高等教育需求的過程，是重新啟蒙高等教育現實的過程。無疑，當今中國高等教育實踐正在發生變化，新的時代背景、新的技術呈現、新的發展方位，高等教育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變革得更快。高等教育學要想跟上時代步伐，必須有一個對高等教育實踐重新認識的過程。反思我國第一代高等教育學人對大學的解讀，主要是基于經驗總結以及原則規律的探索。然而，今天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考的話題。例如，大學職能與功能問題、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問題、大學專業和課程設置問題、學科與評價問題、大學教學過程以及師生關系問題。特別是技術手段的發展，高等教育呈現了許多傳統理論無法闡述的新形態和新趨勢。可以說，高等教育的所有活動都要重新認識。只有重新認識高等教育現實，才能更好地解釋高等教育現象，更有效地指導高等教育實踐，更高層次地引領高等教育未來。從這一意義上說，高等教育學并不是為構建“學科”而生，而是為高等教育實踐而生，為高等教育實踐出現的“真問題”而生。

（二）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既要觀照利益相關者又要超越利益相關者

高等教育作為一項獨有的社會活動，其核心就在于傳承和創新人類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因此，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其核心就在于能夠觀照社會不同群體對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并引導不同群體的需求。從利益相關者需求的視角審視高等教育學的成熟，就會發現高等教育學研究需要觀照不同群體利益又要超越現實利益。首先，國家作為高等教育的宏觀管理者和決策者，他們關注的是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政策制定和戰略規劃。因此，高等教育學人應該提供具有前瞻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研究成果，如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預測、政策效果評估、戰略規劃制定等，以支持國家和政府作出科學的決策。其次，地方政府和個人作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和投資者，他們關注的是高等教育的社會效應、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服務水平。因此，高等教育學人應該關注社會熱點和現實問題，開展與社會需求緊密相關的研究，如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畢業生就業質量的研究、社會服務功能的拓展等，以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待和需求。再次，高校作為高等教育的主體和實施者，他們關注的是教育教學改革、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的問題。因此，高等教育學人應深入研究教育教學改革的前沿問題，如課程體系的優化、教學方法的創新、教學評價的改革等；同時，也要關注學科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的需要，提供學科發展趨勢的分析、師資隊伍建設的策略建議等。最后，教師和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直接參與者和受益者，他們關注個人的成長和發展、學術研究和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高等教育學人應關注教師和學生的需求和關切，提供個性化的學術指導和職業發展建議。但基于利益相關者需求的視角探討高等教育學應注意一點，因為不同利益和立場會使高等教育學立論的根基不同，形成不同的高等教育理論流派。例如高等教育哲學的政治論與認識論之爭，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爭，社會需求論與個體需求論之爭，“寬進嚴出”與“寬進寬出”之爭，表面上反映了不同的價值判斷，而實際上則是反映了高等教育認識的立場不同。從這一意義上說，成熟的高等教育學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需求的被動反應上，更需要超越現實的需求，著眼于更遠的未來，協調、平衡和包容不同的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的訴求。

（三）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既要解釋高等教育實踐又要引領高等教育實踐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是馬克思關于認識與實踐的一般規律的高度總結。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教育研究的價值核心，應該通過深入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對高等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有力的解釋。例如，通過對教育制度、教育過程、教育質量等方面的研究，揭示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機制。通過對這些現象和問題的深入解析，為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質和特征提供重要依據，進而指導高等教育的實踐和發展。因此，為增強高等教育研究對現象與問題的解釋力，高等教育學既需要深化基礎理論研究，更需要在高等教育實踐中不斷求證理論的正確性，并推動理論創新，從而更準確地解釋高等教育現象和問題。當然，增強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解釋力，不等于一味地迎合高等教育實踐。相反，高等教育理論解釋力不僅在于詮釋實踐活動的合理性，更在于深刻把握高等教育活動規律的基礎上，揭示高等教育實踐活動存在的不足、可能偏離的方向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換言之，其解釋力不只是完成“存在即是合理”的論證，而是需要在應然狀態下回答高等教育如何才是合理的。為增強高等教育研究對現實實踐的指導，高等教育學重點需要關注實踐合理需求，深入高校和教育實踐現場，了解教育管理和教學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并將這些實際問題進一步上升為抽象的、一般的規律、原則與方法，從而為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提供前瞻性、預見性的引領。例如，人工智能正在沖擊著高等教育，同時也為解構和重構高等教育學埋下了伏筆。對于當今的高等教育實踐，傳統高等教育學已無法解釋因技術變革帶來的高等教育革命性變化。而如何深入了解高等教育因技術變革帶來的高等教育學理論的變化，顯然既不是哲學家式的冥思苦想，也不是空想家式的天馬行空，而是需要高等教育學人緊跟技術發展，總結高等教育新形態、新特點，從而更好地預見未來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過去，中國高等教育與世界在技術上存在著發展的鴻溝，技術實踐基礎的缺乏，使高等教育理論出現了所謂的“空中樓閣”。在今天的信息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的進程中，中國完全有可能從跟跑到并跑，甚至將來出現領跑，技術進步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催生新的高等教育理論時，就需要高等教育學人始終保持關注技術與高等教育融合的敏感性，否則，即便我們和西方處在同樣的時代起點，高等教育學還是會滯后于時代進步，無法擺脫“跟跑”的狀態。

（四）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既要扎根中國又要與西方平等對話

同過去相比，今天的中國高等教育實踐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與西方高等教育發展相比，中國高等教育實踐呈現出高等教育大國的獨有難題和特點，這些既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的特殊研究對象，也是重建中國高等教育學的活水之源。推進中國高等教育學科成熟，需要立足中國特殊的國情實踐，從中國高等教育大國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有的語境中來重視審視高等教育學走向成熟的戰略方位。不可否認，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成長的初期，很多高等教育理論是從西方工業化時代的高等教育理論中借鑒而來的，但在今天，中國高等教育處于從工業化向信息化轉型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不僅要繼承傳統工業化時代的高等教育發展一般理論，更要關注工業化與信息化疊加發展的特殊發展特點，并從這一特殊性出發，進一步揭示未來信息化社會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客觀規律。還應特別注意到，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發展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論的硬性移植與嫁接，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人為斷裂，高等教育學科建構更多時候是以西方思維來解構和批判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不足，這種對傳統文化“破”多“立”少的特點，使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缺乏傳統深厚歷史文化的滋養。事實上，在早期引進西方高等教育理論之時，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呈現出激烈的中學與西學的碰撞。但從時代發展背景看，處在急需改變現狀并圖強變革的歷史特殊時期，總體趨勢是“西方”壓倒“東方”。無疑，歷史無法更改，但歷史給未來提供鏡鑒。由于上述歷史發展，盡管中國高等教育學科成長是“土生土長”的，但歸根結底，其理論的種子是來自西方。盡管在其適應中國環境的成長過程中，呈現出中國的特征，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帶有一定的西方依附性。

在今天，當我國高等教育從一窮二白到走在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的轉型時期，如何正確地看待“西方”與“東方”，如何提升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養能力，高等教育學人有責任把西方高等教育理論的先進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性進行對話、融合與創新。這一過程首先扎根中國高等教育實際，把握中國高等教育的獨特性和發展規律。其次，提煉中國經驗。中國高等教育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我們應該對這些經驗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論和模式，這些經驗和理論將成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再次，增強研究自主性。大力推動高等教育理論的創新研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領域，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和融合，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注入新的活力。最后，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的高等教育實踐不乏中國特色，如素質教育、立德樹人等，既是我國高等教育的自主實踐，也是中國高等教育獨有的話語，但這些概念、理論和實踐成果并沒有被國際高教界所知曉，使這些成果的“文化普遍意義”大受局限。因此，強調高等教育扎根中國實際，并不意味著排斥國際交流與合作。相反，高等教育研究需要站在更加寬廣的視野加強國際合作，學習國際先進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實踐經驗，特別是研究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研究的先進方法與手段，以國際接軌的學術語言講好高等教育實踐的中國故事，通過“中國化”的研究，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四、結語

任何學科的成熟都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我們既要正視和承認高等教育學的種種不成熟，也要理解其不成熟，不應該苛求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正視其不成熟，恰恰是走向成熟的開始。之所以不應該苛求高等教育學，是因為今天的高等教育發展已經超出所有的歷史現象，如AI、ChatGPT等。這些“新要素”究竟會引起高等教育哪些變化，目前還是“見仁見智”的階段，故不能因為這些新要素來判定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總之，產生于工業時代的高等教育學與當今智能化時代的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實踐場景完全不一樣，面對全新的高等教育實踐和高等教育學呈現的“捉襟見肘”，不能成為苛責它“幼稚”的理由。不能用現在的高等教育實踐來否定過去的高等教育學，不能用現在的變化否定過去的實踐，也不能用現在萌芽中的實踐來否定過去的理論，更不能用過去的理論來否定現在萌芽中的實踐。在高等教育的追趕時期，人們不得不用已有的、現成的、西方的高等教育學來解釋中國實踐。但今天信息技術對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挑戰，我們與世界同處于一個起點，理應有足夠的學科自信來應對挑戰。

高等教育學發展到今天，其學科屬性和成熟的特征愈發明顯，它是一個應用性極強的學科，它是一個高度跨學科的領域，它是一個受本土文化制約的學科，它是一個受技術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的學科。因此，我們對高等教育學走向成熟，應給予足夠的時間和支持。高等教育學從產生以來就是中國話題，我們所談及高等教育學的成熟，就是要解釋、指導和引領中國的高等教育實踐。高等教育學人的使命和責任應是撲向中國實踐、深入中國實踐，構建真正的中國高等教育學。

【鄔大光，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李君筱，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師發展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