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華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摘要：大學發展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不完全是人為努力或理性選擇的結果。一所大學，無論是加速發展、維持現狀還是衰落，都難以避免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偶然性是客觀的可能性，并非可以消除的“雜音”，它在確定性之外為大學發展提供了非意圖的結果。偶然性的不可消除提醒我們，大學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可控的與不可控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大學的永續發展一方面取決于對大學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和科學決策，另一方面則受偶然性的影響；改革既要關注大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關注那些可能被“正常進程”掩蓋的偶發事件。

關鍵詞：大學發展；確定性；不確定性

隨著高等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性的凸顯，工具理性逐漸主導大學的發展。為滿足政府的趕超戰略以及大學本身對于學術錦標的需求，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淪為一種對策或咨詢研究。受瑣碎的“問題”和無窮的“數據”所驅動，當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思想和理論日益邊緣化，實用主義趨向的政策建議和基于理性主義的策略選擇受到決策者和實踐者的激勵。研究者和實踐者基于對科學主義和管理主義的偏好，一廂情愿地認為基于證據的政策研究和科學決策可以找到大學發展或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好辦法”。這種研究的假設和思維范式忽視了人的理性的有限，也忽略了大學發展的復雜性，不但會削弱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術價值，基于相關研究的決策不慎還可能會誤導大學發展的方向。事實證明，“‘期望過高’的結果常常‘好壞參半’。政策制定者傾向于認為機構是‘不完整的’，改革是使大學組織‘完整’的新嘗試。然而，大學是高度路徑依賴、抵制改革的機構，其（國家）組織傳統根深蒂固”。鑒于大學組織的復雜性，我們不可能精確識別出關于大學發展的原因與結果之間清晰的因果鏈。當前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復雜性思維范式都正在涌現，確定性正在終結。“今天，甚至最先進的科學（像微觀物理學和宇宙物理學）都在迎接不確定性的挑戰。我們的生活本身也是很不確定的，人類的未來也完全是如此。因此，教育應該包含著迎接不確定性的挑戰。”在不確定性的時代，大學的發展實踐以及關于大學發展的研究也要直面不確定性。和人類社會其他組織的發展一樣，在大學發展中，只要有創造性活動產生，就會存在偶然性。所謂戰略、趨勢、方向、路徑、對策建議、解決方案，邏輯上是一回事，實踐中則是另一回事。究其根本，“沒有什么能保護我們免于知識的模糊性和局限性，或者說，沒有什么能保證我們發現可供我們選擇的最好可能。依審思理性行動只能保證我們的行為免受指責，保證我們作為時間之流中的同一個人為自己負責”。基于此，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如果我們過度執著于因果律或機械決定論，為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政策和工具價值而強行在理論與實踐間建立某種因果鏈，那么這種“偽裝”的專業主義除了可能會加劇計劃主義、造成知識的僭妄和理性的自負外，對于大學的發展沒有更多的實際意義。

一、偶然性的不可消除

人的天性是易變的，但又偏愛確定性。根本上，確定性可以帶來安全感，而不確定性則如機遇或運氣一樣，既無法定義也難以理解，很容易導致失控。“人類構建意義，而意義定義人類。人創建社會體系，而社會體系影響并塑造人。人類建立制度；制度使行為常規化；人們使日常規范內化，因而將其合法化；日常規范定義現實。通過反復的社交互動，人類創造了‘類型化’，將人和情境分門別類；這樣的分類讓我們期望人和事以預期的方式呈現。”人類社會發展中，無論是組織機構的建立還是風俗習慣的形成，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為人的生活提供一種穩定的心理預期，盡可能避免不確定性的發生。正如米歇爾·福柯所揭示的：“只有通過命名的功能，而非其組織、結構和假想的價值觀，學校（在其現代形式中）才不同于工廠、監獄、軍營、福利院、勞教所和醫院。所有這些現代發明物，不管其命名的功能怎樣，都是（或許首先是）秩序的制造廠，即產生情景的工廠。在這一情景下，規則取代了偶然性，規范代替了自發性；某些事件是極其可能的，而其他事件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簡言之，它們是關于可預言的因而是可控制的情景的制造廠。”但事實證明，無論人為如何控制，偶然性都無法完全消除，它是社會生活和歷史變遷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我們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歷史時代、一定的社會、帶著天賦的一定的遺傳結構，被我們的父母生養出來——而且必須按照這一切去過我們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點就像投骰子一樣。它的偶然性常常植根于一些無法逃避的事實中。”在現代自然科學興起以前，宿命論或迷信經常被人們用作對抗偶然性的工具，自然科學興起以后，以笛卡爾、牛頓、培根等所確立的認知范式為基礎，決定論試圖以數學思維馴服偶然，對因果關系的追尋隨之成為一種科學的迷思。“這種意圖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現的地方添加規定；這種意圖使模棱兩可的事物變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變得透明，使不能預測的事物變得可以預測，使不確定的事物變得可以確定；這種意圖把公認的目的插入到事物中去，并因而使它們努力實現那一目的。”作為堅定的決定論者，針對當時量子力學這一新理論中充斥的不確定性，愛因斯坦曾不以為然地拋出了“上帝不會擲骰子”，“無論如何，我相信他不會擲骰子”的判斷。但量子力學后來的發展證明，不確定性是自然的法則而不是科學家的錯覺。

事實上，無論生活世界還是科學世界，線性的因果關系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場域，更多的現象是概率性而非確定性的。人類社會中很多復雜的問題無法完全用因果關系或決定論來解釋，尤其是社會現象和社會秩序，其形成和變遷并非受自然法則的控制，而更多的是某種歷史的偶然。所謂“偶然”，就是“既不必然，也不是不可能，某件事（現在、過去、未來）是這個樣子，但也可能會是另一樣子。”客觀來看，一所大學是卓越還是平庸，也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且有一個緩慢的不斷累積的過程。它既可能是這個樣子，也可能是另一個樣子。現在是這個樣子并不意味著必然是這個樣子，否則談不上發展。“在一個復雜的系統里，即使在開始時是決定論的，也會發生由許多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創造的不可預見性。”在大學的發展歷程中，無論哪一種因素都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必然存在另外的可能。“我們從來無法確切預知某原因必然會產生什么結果，而是只能根據對實際引發作用來說必不可少的因果脈絡中的可能原因的分布，得出各種或然性。”實踐中我們需要多元折中以避免單因素的謬誤。

當然，強調“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否認理性選擇和科學決策在大學發展中的重要性，而只是意味著大學的發展不可能完全是理性選擇或科學規劃能夠決定的。人世間的事，主體的努力和理性的規劃很重要，但絕非只要“夠努力”和“夠理性”就夠了。“20世紀認識的最偉大的成就是認識到認識的極限。它所給予我們的最大的確定性是關于不僅在行動里，而且在認識中的不確定性之不可消除性的確定性。”大學的發展也一樣。即便每一個校長都一心想把大學辦好，并為之殫精竭慮，即便每一個教授都樂于以學術為志業，并為之嘔心瀝血，也即便每一個學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學習，也無法保證每一所大學都能夠成為卓越的大學。“一所高校的發展50%靠計劃，50%靠運氣。競爭、合作和運氣的強大力量往往超過了我們詳細計劃和預測的能力，最大的收益是長期的。如同在私營部門，必須播種種子，而且必須容忍失敗。”當下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學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事，沒有人確切知道會引發何種意圖和非意圖的后果，更不清楚那些意圖和非意圖的后果對于大學的未來是幸事還是災難，抑或大概率就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究其根本，所謂“發展”是朝向未來的，而未來永遠是不確定的。大學的發展不是在空間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遷移，而是在時間上從現在到未來的延展。空間上的移動路徑相對清晰、可控，而時間上的延展則更多的是嘗試與探索。誠如哈茨霍恩所言：“無論是純粹的偶然性還是完全地拋棄偶然性都不能解釋這個世界”，“必須要有某種肯定性的東西對偶然性加以限定，必須要有某種東西來超越單純的物質中的物質，否則，達爾文的理論便不能解釋生命”。生命科學領域如此，高等教育領域也類似。當前世界范圍內正迎來信息技術革命，但數字化不是一條鋪好的高速鐵路的軌道，而是一個需要我們去創造的過程。面對信息技術革命的挑戰，建設數字化大學遠非簡單的技術問題或經濟問題，而是涉及更大的政治或體制問題。除非這一發展過程最終完成，否則發展的結果始終是不確定的。一方面，發展的目的和手段會相互改變；另一方面，發展過程中的意外事件也會改變發展的目的和手段本身。在人類社會的數字化最終完成之前，我們無法確切預知數字化大學的某項政策措施必然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也無法預知為了實現某個預定的目標政府會推出何種后續政策。因此，我們時代的數字化將改變大學，這一點是確定的，但是如何改變，則是不確定的，改變后的大學會是什么樣的，更加無法預先知曉。

歷史上，大學興起于中世紀時的西歐，但在西歐不同國家的大學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早期意大利的學生大學與法國的教師大學有著根本不同。即便經過制度競爭，教師大學趨于普及。稍后，世界各國的大學在繼承中世紀大學基本制度的基礎上也都有變異或創新。歸根結底，各國不同的歷史、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等，使得大學的多元制度不可避免。但至于各國的歷史、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為何不同，這種不同又如何影響了現實中的大學制度的建立與變遷，則具有相當大的歷史偶然性，沒有什么固定模式或普遍規律。在學術研究中，“雖然事后我們把許多歷史事件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歷史的路徑是偶然的”。由于國與國的情況不同，比較研究中不同國家的大學的可比性在根本上是無解的。基于“贏家總是對的”或“別國比本國有更好的經驗”的錯誤假設，那些粗糙的比較研究經常會倒果為因，將某些國家或大學的特殊的經驗（個案）解釋成一般性的或普遍的規律，繼而提出所謂的對策建議或問題解決方案。客觀上，每一個國家每一所大學都有其特殊性，每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從弱到強，每一所大學從平庸走向卓越，都是特殊的個案。國家與國家、大學與大學之間在起點上的微小差異往往會導致相同或類似改革舉措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對于大學這種復雜的“知性復合體”，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是每一次成功都有經驗可以總結，也不是每一次失敗都有教訓需要牢記；有時成功可能只是歷史的偶然，有時失意也可能完全是運氣使然，我們不能“把規律強加在一些偶然的結果之上”。作為人為的組織系統，大學發展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的強制性的規律，更需要的是行動者的“創造性破壞”。

大學史上很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更多的是一種事后的分析，是主觀解釋而非客觀事實，甚至是類似“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誤解，并不意味著當時的情況必然如此或只能如此。“當兩件事相關聯時，人們就會推測兩者存在因果關系，這是人類的天性。畢竟，通過進化，我們善于在這個世界上發現模式，以便趨吉避兇、獲得食物、處理社會交往，等等。但我們在斷定因果關系時往往過于倉促。”事實證明，很多在后人看來或許是順理成章的事，在當時的情況下通常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大學史上，無論洪堡創建柏林大學、艾略特執掌哈佛大學，還是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都并非長期精心謀劃的結果，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響。若從源頭來看，大學的產生本身就是某種歷史的偶然而不是實踐的必然，至于后來各國所涌現的現代大學制度的具體形式更是各種機緣巧合的結果，而不是大學組織的內在邏輯或某種普遍的規律所注定的，甚至“拉丁語‘universitas’（社團或整體）被用來專指后來沿用了大學名稱的高等學府，也只不過是歷史的偶然”。現代以降，歐洲大學模式向全球擴散的過程更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遺傳與環境相互作用抑或“基因變異”和“制度漂移”的過程。簡言之，從長時段、寬視野來看，大學的發展從來不存在什么決定論，而更多的是不確定性，至于最終何種可能性演化成了現實性則與行動者的創造性和偶然性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的實踐證明，只要有人的因素存在，就難以避免發展中的偶然性。無論現代社會還是市場經濟，也無論自由、民主還是公平、法治，都既非天然也非必然，而更多是偶然的產物。羅素就認為，“人是原因的產物，這些原因不能夠預知其所產生的結果；人的起源、希冀、愛和信仰，都只不過是分子偶然排列的結果”。大學的本質是“人的組合”，人的行動和秩序遵循社會的可能性法則而非某種自然的確定性法則。從組織管理的角度，大學可以通過制度化來規范行動的秩序，但就發展而言，大學必須給予行動者以“實質的自由”，而這種“實質的自由”背后就是對不確定性或偶然性的包容。由于高深知識生產和創新人才培養的復雜性，無論是大學的領導者、教師還是學生，沒有人可以預知自己當下的行動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作為一個松散聯結的知識共同體，“大學”是不同職能部門的行政管理者、不同學科的教師和學生共享的一個“名字”，大學發展則是一代代人的共同行動和不斷接力共同鑄就的組織傳奇。與大學的組織傳奇相比，任何個人的貢獻都微不足道。即便是那些被后人認為是偉大的貢獻，當事人當時也未必意識到其偉大或杰出。那些在事后看似目的性的行為，在當時可能也只是隨意或偶然性的事件。大學史的書寫以及高等教育理論的建構之所以出現“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假象，主要還是因為在因果思維的主導下，人們傾向于認為“那些看起來是隨意或者偶然的事件和問題，在某個特定時間里，看起來更像是一系列有目的性的行為”。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類似，真正從根本上改變大學的很少是政治家或教育家精心策劃的改革，而更多的是那些偶然發生的小概率事件。比如，戰爭或科學革命，抑或是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化思潮或時代精神，抑或科學巨人的涌現。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在發展問題上我們要走向認識論的另一極端，“那就是將卓越更多地歸功于境遇乃至運氣，而非行動或紀律；也就是說，我們所遇到的事情遠比我們所做的事情更為重要”。客觀地看，大學的發展既需要政治家的科學決策和頂層設計，也需要大學領導者的精心規劃和有效管理，更需要利益相關者的艱苦奮斗和不懈努力，但與此同時也不可否認，無論在大學的決策層、管理層還是技術層，源于創造性行動本身的偶然因素也是影響大學發展的至關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主觀上，每一所大學在發展中都希望能夠擁有偉大的校長、卓越的教授和優秀的學生。但實踐中沒有或很少有大學可以確保聚齊這些要素，也不是聚齊這些要素后才能發展。那些偉大的大學校長通常也誕生于偉大的大學，他們幾乎就是那些大學本身。既是那些偉大的校長成就了偉大的大學，也是偉大的大學成就了那些偉大的校長。無論是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學，還是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學，其成功都不可復制，而是一個偶然的歷史過程或組織傳奇。大學史上那些偉大校長的辦學或治校經歷更多的是一種學術“卡里斯瑪”，而不是他們個人擁有某種治校秘訣，抑或掌握了大學的發展規律。一所大學能否聘請到卓越的教授也同樣充滿了不確定性，那些天才的科學家最終受聘于哪所大學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響。學術背后的政治運作、人際關系、薪酬激勵甚至是學校的地理位置、氣候等都會使得學術精英的流動充滿偶然性。對大學而言，如果說校長和教授的人選還可以由遴選委員會根據其職業成就來精心選擇，結果似乎相對穩定或確定，那么對于學生，招生委員會可以參考的東西更加有限。那些招生時看起來很優秀的學生，經過大學的培養是否一定杰出，沒有任何人或制度可以保障。一所大學的畢業生中會不會有杰出的或可以改變世界的人，更多的是偶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精英高等教育、知名學者以及在社會機構中領袖地位的取得這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必須強調指出，它們并不等同。培養精英的高等教育未必就一定（或者不一定就是）有出色的知識水準，它的畢業生也未必就個個成功，而卓越的學術成就也未必就只在上述的這類精英教育機構中才存在。”精英大學可以培養出精英人才，那些非精英大學同樣也可能涌現精英人才。嚴格意義上，所有大學只可以為中才提供某種規范以使其符合社會的需要，但無法培養精英或天才。精英或天才本身蘊含的創造性或“破壞性創新”的沖動會與大學的組織制度和教學計劃相沖突。

總之，用理性選擇來解釋大學的興衰有用嗎？既有用也沒用。“有用”是因為理性選擇反映了人在大學發展中的主觀能動性；“沒用”則是因為同樣的理性選擇并不能保證每一所大學都能成功。在理性選擇之外還有很多理性難以控制的因素在影響大學的發展。客觀而言，作為對于外部挑戰的創新性回應，大學發展過程中能夠人為控制的事項相對有限，意料之外或非意圖的后果總是難以避免。“很難假定整個學術領域屬意的變化方向將與實際發生的一致。通常，在大學的歷史上，重大的變革范圍一方面由重新定義的傳統決定，另一方面完全由偶然性決定。”此外，就發展的時間尺度而言，與大學漫長的歷史相比，個人的生命歷程更加短暫，每一代人對于大學發展的貢獻在整個大學史上會占據什么樣的地位充滿偶然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其對于特定大學發展可能作出的貢獻部分取決于個體的或集體的努力，部分則取決于時代機遇或運氣。歸結起來，這兩個因素又由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決定。畢竟，任何特定的大學都不可避免地受技術和政治的約束，也都難以“逃脫時間和地點這種偶然性”。換言之，真正決定大學樣態的不是大學人，也不是大學本身，而是大學所處的時代和國家。因此，就像阿拉伯諺語所說的：“一個人像他的時代，遠勝于兒子像他的父親”，大學也更像它所處的時代和國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都會塑造符合時代和國家需要的大學，理性選擇不過是時代精神和國家意志的一部分，我們不可能超越時代和國家的限制，簡單地按個人意愿或組織愿景決定大學的發展。

二、發展無法避免“運氣”

現代以降，啟蒙運動張揚了人的主體性，強化了理性的概念。“現代性致力于使世界變得更容易管理，并致力于其日常的管理；管理熱情被沒有根據的信念所喚起：一旦讓事物放任自流，它們將會失敗或失去控制。現代性力圖消除偶然事件和隨機事件。”在科學革命的影響下，在認識論上，理性化傾向于讓人相信“沒有無結果的原因,也沒有無原因的結果”。“貫穿整個理性時代，‘偶然’一直被稱為平庸之輩的迷信。偶然、迷信、庸俗、愚蠢是同一的。有理性的人對這些東西是不屑一顧的，因為他們有能力將混亂用各種無情的定律掩蓋起來。他們堅稱，世界或許常常是偶然的和隨意的，但那只是因為我們不解其內部工作的必然機制。”最終，基于牛頓主義的科學觀，理性主義通常以不可控制為由，將運氣排除在因果關系之外，不確定性不被視為科學研究需要考慮的事項。“康德甚至鼓吹構成所有科學知識必要條件的普適的因果決定論。”事實上，運氣雖然不可控，也不符合因果認知，但在社會發展中完全排除具有不確定性或偶然性的運氣因素的存在也是不理性的。因為主觀上忽視運氣的存在并不能在客觀上消除運氣對于主體的影響。“馬基雅維利也如同任何其他啟蒙運動思想家一樣熱切地相信，我們的研究將得出普遍概括，這種概括將為啟蒙的實踐提供準則。但他也相信，不論人們收集的有關普遍概括的材料多么充分，不論人們如何完善地一再公式化地表述它們，也不可能把運氣這一因素從人類生活中抹去。”對主體來說，運氣既是一種主觀的體驗，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所謂“主觀體驗”意味著同樣的結果對于一個主體來說是運氣，對于另一個主體來說可能就不是；所謂“客觀存在”則意味著無論主體如何精心策劃或準備，計劃或預案永遠不可能完備，總有無法控制的因素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且對主體產生重要的影響。人類社會中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的發展，絕不全是理性可以完全掌控的，偶然的、意料之外的事不但無法消除，而且會對個人和組織的發展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參與者越多，運氣因素就變得越關鍵。”尤其重要的是，在事物的發展中運氣不是外在于個人或組織的隨機的偶然性事件，而是會以“預置”的方式成為個人或組織發展的一部分。

對大學而言，好運氣意味著一所大學贏得了機遇，壞運氣則意味著錯失了機遇。對追求卓越的組織而言，好運氣和壞運氣之間存在一個頗為有趣的不對稱性，僅憑著一個好運氣——無論這個運氣有多好——并不能成就一個卓越的組織，但一個極端的壞運氣，或一系列會導致災難性后果的壞運氣可能會終止一個組織對于卓越的追求。大學也不例外。然而，無論是贏得機遇或錯失機遇，偶然事件一旦發生，運氣就已經成為大學發展的一部分，并會使一所大學因為這次機遇的贏得或錯失而成為一所“新”的大學。不過，作為致力于追求真理和實現人的卓越的非營利組織，大學真正應在乎的是人類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一次“游戲”的輸贏。因此，贏得一次機遇并不意味著贏得所有，錯失一次機遇也不意味著失去全部。只要大學還在存續，大學發展中的運氣因素就不會消失。無論何時“只有部分的未來是已經注定了的。其中大多是要拜尚未到來的選擇和機遇所賜”。面對不可控的運氣，行動者不能無動于衷而是需要努力創造基礎條件，一旦機會降臨時爭取能抓住機遇。換言之，面對大學發展中的偶然因素或運氣，我們不能被我們所處的環境束縛，也不能被我們的運氣或生命中與生俱來的不公束縛；在我們的生命中我們所能控制的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有選擇的自由，我們也有選擇卓越的自由。

近年來，基于大數據的相關性分析，對于集體行為模式的揭示使得未來學逐漸成為顯學，以科學的名義宣稱“未來已來”成為一種高級迷信或時髦的空話。遺憾的是，為追求某種可預測性，我們時代大學發展中基于科學主義謬誤的量化評估正在盛行。大量基于大數據的統計分析和排名不斷刺激著大學的領導者、教師和學生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入與評價相關的活動中。“他們對未來的分析被尋求穩定性的頑念所影響。”在全球排名游戲中基于共同的評價指標體系，大學的辦學模式和發展路徑日益趨同；基于一種反應性行為，大學在排行榜上的位次變得更加清晰且可預測。但全球排名的變化并沒有在質上給大學的發展帶來新的東西，而主要是量的增長。有些大學經過量的積累實現了質的突破，成為卓越的大學，還有更多的大學陷入量化評估的泥潭，僅僅成了排行的贏家，而沒有在學術和人才培養上取得突破。本質上，大學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需要一代代人的薪火相傳，作為人類文化和文明的精華，沒有任何數據或指標可以揭示大學之所以卓越的根本。無論何時，“指標變成目標后，就不再是一個好的指標”。對于人類的事務，包括大學的發展，大數據或許可以總結過去發生的事，絕對無法預見長遠的未來。“新事物的突然出現是不能預言的，否則它將不是新事物。一個創造的突然發生也是不能預知的，否則就將沒有創造。”事實也證明，大學的發展不服從任何既定的規律或法則，而更多地取決于行動者的創造性和偶然性。從發展所必須的創造性破壞或顛覆性創新來看，“大數據不能預見大事件的發生。無論是歷史，還是人類的未來，都不是由統計得出的概然性決定的，而是由不確定的、個別的大事件決定的”。大學發展中為了實現目標，我們時而需要大膽，時而需要謹慎，時而又需要既大膽又謹慎，沒有不變的法則。基于此，在大學發展中我們需要在合理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之間作出區別。“合理原因有可能應用到其他國家、其他時期和其他條件，能夠導致有益的概括，從中又能得到經驗教訓；它們適合拓展、加深我們理解力的目的。偶然原因不能進行概括；既然偶然原因是十分獨特的字眼，它們就不能傳授經驗教訓，也就不能得出結論。”那種基于某種確定性信念，極力排除偶然性的運氣因素，希望通過大數據的統計分析，找出大學之所以基業長青或卓越的原因的企圖，除了能夠收獲邏輯上自洽的數據以及聽起來言之有理的對策建議外，對現實中的大學發展并不具有真正的指導意義。

歷史上，大學與大學之間有聲譽的高低之分，但長期以來并無等級之別。大學的聲譽主要來自歷史積淀和文化影響，而非基于量化評估的排名。19世紀以來，在部分國家，國立或公立大學獲得了政府授予的某種特殊地位，在本國高等教育系統中居于“金字塔”的頂端，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大學很少相互比較。近幾十年來，在精英主義價值觀和全球大學排行榜的主導下，大學逐漸被等級化，大學的等級逐漸被制度化。伴隨精英主義價值觀和全球大學排行榜的制度化，大學與大學之間的等級分布也逐漸固化。在可量化的評估指標體系面前，所有的不確定性或偶然性都被消除，似乎選擇就可以成就卓越，對運氣的討論被視為托詞。面對排名游戲，大學的領導者深信可以憑借精確的排名戰略在激烈的競爭中通過不斷提升全球排名脫穎而出。隨著競爭的加劇，愈是精英大學，愈是在思想深處把自己的成功歸結為內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結果就是，在數據主義和績效主義框架下，沒有大學會認為自己的發展得益于外部的好運氣，即便明知發展中有運氣的成分也會特別強調自己的實力配得上“好運”。理性主體自我決定或“操之在我”的幻覺使得大學的行動者更愿意接受“以成敗論英雄”，而不愿意承認成績的取得并非完全取決于組織的實力或領導者的理性抉擇，而是部分得益于命運的偶然抑或是運氣的眷顧。事實上，人類所有關于政治、經濟、教育的決策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運氣的成分。“清除不確定性的欲望可能對我們顯得是我們精神固有的一種病癥，而任何向偉大的‘確定性’行進的想法只能是一種精神性妊娠。”關于大學發展的理性選擇或決策，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完全被理性所控制，而是必然存在運氣的成分，即德沃金所言的“選擇運氣”。只要我們承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充分的，那么大學的行動者在作出理性選擇或決策時也就選擇了運氣。退一步來說，即便理性是完全的、信息是充分的，仍然無法避免運氣。究其根本，“概率不再是我們的無知所造成的一種心態，而是自然法則的結果”。

由于運氣不均等，現實中就像人與人之間一樣，大學與大學之間的競爭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大學在競爭的起點、機會方面都不相同，更遑論結果。表面看是能力或水平的差距，背后則有很多運氣的因素。就像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智商、性別與相貌等都不是個人可以控制的，而這些因素對于個人的成功又相當重要。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語言和文化環境以及歷史傳統等，也不是現任的領導者可以控制的。那些世界名校之所以為名校，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歷史上積累的財富和學術聲譽，抑或某種政治上的特權。當前在全球大學排名系統中，那些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發達國家的國際化、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更容易在排行榜上居于高位，這是它們與生俱來的優勢，而那些非英語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在排行榜上則會因其與生俱來的劣勢很難脫穎而出。即便有少數不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西方化”的挑戰，抑或掉入“西方精英模式”的陷阱。由此可見，作為追求卓越的文化組織，大學的發展面臨的約束條件不同，不同國家的不同大學之間的競爭不可能有絕對的公平。“思想因此應該自我武裝和自我磨煉以便迎戰不確定性。任何包含運氣的東西也包含風險，而思想應該認識到遭受風險的運氣如同遭受運氣的風險。”然而，在全球大學排名游戲或學術錦標賽上，國家與國家、大學與大學之間更多的是競爭性，甚至是對抗性的關系，運氣的均等并不會被考慮。即便是在國家內部，不同大學之間辦學水平的客觀差異也是難以改變的事實，政府不可能為所有大學提供均等的資源配置，這是大學發展必須考慮的因素。當然，這種客觀差異和差距的存在也更加突顯了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大學以創新創業精神采取創造性行動之于發展的重要性。

在大學以積極的創新創業行動追求卓越的過程中指出其發展存在運氣的因素，不是要為大學發展中可能的失敗尋找借口，也不意味著要放棄對于大學發展水平的科學評估，而只是要澄清一個客觀的事實，即運氣因素的存在會使不同大學面對相同的發展目標時所面臨的困難程度有可能完全不同。面對發展的不確定性，當大學意識到自身社會地位的獲得并非完全由組織的實力或辦學水平決定時會相對謙卑。畢竟，“沒有機遇，能力就毫無意義”。普列漢諾夫就指出：“假如舊秩序在法國再持續七十五年的話，那么拿破侖也許只是一位不出名的將軍，或者終生只是一位波拿巴特大校而已。”如果大學忽視了機遇的不確定性，以為自身的實力或辦學水平完全配得上現有的地位，則會趨于傲慢。謙卑的大學會意識到大學與大學之間是互補的、相互支持的，沒有普通大學的付出，也就沒有精英大學的卓越，而傲慢的大學則會以名校自居，傾向于特權化或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結成“小圈子”，而不是和其他更多的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大學組成命運共同體。一所大學如果只強調自身卓越的內在必然性而忽視外部條件的偶然性，會讓“精英”成為一種“主義”，會導致“能力”成為一種“暴政”或“專制”，更會造成一種認識論上的不正義。回顧歷史，很多時候那些精英大學之所以成為精英大學，并非完全是大學自身努力或實力決定的，而更多的是一種社會建構抑或得益于政治上的特權。即便是那些已經證明了自身實力的世界頂尖名校也要認識到，自身社會和學術地位的獲得與其說是完全緣于組織的能力和努力，不如說是社會的饋贈和政府的偏愛。要避免大學發展中精英主義和自我決定論的錯覺，“預防目的論的曲解曲用，是時刻不忘歷史中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說，要意識到在任何時候都有另外的可能，它們是可能成真的事情，僅僅是沒有成真而已”。換言之，要理解大學的發展，必須從長時段思考和比較使其之所以如此的偶然因素，而不是僅從現狀出發執著于一種既有的確定性。

當然，就像大學的發展難以避免運氣的因素一樣，大學的發展也不可能完全歸結于運氣的因素。事實上，“我們努力要走的是一條窄道，它介于皆導致異化的兩個概念之間：一個是確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沒有給新奇性留有位置；另一個則是由擲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誕的、非因果的、無法理喻的”。真實世界中大學的發展既不是完全可以由行動者計劃或控制的，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規劃和管理的。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當我們基于某種確定性強調大學發展中行動者的責任或對行動者進行問責時，不能忽視大學發展中有些因素不是行動者能夠完全控制的；同樣的，當我們考慮到不確定性，強調大學發展中存在運氣的因素時，也不意味著行動者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或不被問責。對于大學的成功而言，理性和努力不是不重要，而是至關重要。但無論理性還是努力都是有邊界的，成功絕不是理性可以完全控制的，也不是完全以努力程度來衡量的。全球層面上那些頂尖大學之間以及國家層面上那些高水平大學之間實力是非常接近的，那些不可控的運氣因素對于一所大學能否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抑或在權威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就特別重要。事實證明，那些能夠入選某項卓越計劃或在某個權威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學無不有過人之處，但我們也可以發現，仍然有很多同樣出色的大學沒有能入選該項卓越計劃抑或排名并不靠前。如果排除了遴選或排名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只能說那些沒有入選者或落榜者不過是由于名額的限制或其他原因沒有入選者那樣的好運氣而已。

總之，大學的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可控的與不可控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必須承認并正視運氣因素的存在。“在教育領域或行動領域中，人們并沒有一個可以按圖索驥的技術知識，也沒有一個可以事先清楚描繪的行為規范，再加上人們也無法完全知曉所有的行動條件。在這些領域中，行動者顯然必須以開放的態度面向新的、未知的事物。”基于此，在大學發展中即便我們找到了某種因果關系也只意味著發展的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因為很多原因只是概率原因（A是B發生可能性增加的原因），而不是充分原因（A發生，則B肯定發生）或必要原因（如果A沒有發生，則B不會發生）。大學發展是行動者的理性選擇與運氣因素動態平衡的結果。事實證明，“分岔確實可以被視為多樣化和創新之源”。因此，面對大學發展的不確定性，失敗時不可過分埋怨運氣的不好，但成功時一定不能忘記運氣的眷顧。當然，由于運氣的不可控或無法對運氣問責，實踐中大學的發展仍然要由大學的核心利益相關者來負責，而不能將大學的發展完全交給運氣。

三、如何應對發展的不確定性

現代社會是一個組織化的社會，組織化社會的一個特征就是偏好制度化和理性的規劃。制度化是為了化繁為簡，縮減可能性的范圍以提高效率，而理性的規劃則是為了控制“變量”，以更好地實現或證實自我預言。然而，“制度的悲劇在于，它們似乎有它們自己的命運。一旦作為一種常規或體制出現，它們就趨向于擺脫與它們最初的目的的聯系，并且會提出一個為維持社會的組成而進行控制的問題。在任何時代，制度都不是永遠與它們為之服務的目的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聯系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變化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制度與人類目的的關系可能會發生變化，這種威脅從它們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著”。近年來，各國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中以追求卓越為名，推出了各種教育“計劃”或“工程”，其目標之一就是不斷提升本國大學在全球的排名。這些以提升全球排名為目標的“卓越計劃”基于理性選擇，符合目的合理性和工具理性，以此為指導原則，不管計劃的結果如何，政府和大學都不會被真正問責，因為排名的提高可以解釋為政策驅動和大學努力的結果，而排名的不理想則可以歸咎為排行榜的不科學。對大學來說，那些以提升全球排名為目標而發起的“卓越計劃”看起來似乎是理性的，部分國家的經驗也證明在世界大學排行榜的助力下，一所大學加速成為“世界一流”是可能的。但事實上，那些憑借“卓越計劃”快速提升的排名背后并不意味著卓越大學的誕生，而更多的是一場基于數據統計的“零和博弈”游戲。客觀地說，不同國家的制度環境不同，不同大學的辦學條件和學科基礎也不同，“卓越計劃”的實施及其后果因國家、大學不同而迥異。在全球排名游戲中有些國家、有些大學可能幸運地從“卓越計劃”中受益，而另一些國家、另一些大學則可能或直接或間接地在“卓越計劃”中受到有意無意的傷害。

就發展的本質而言，無論是教育計劃還是“卓越計劃”，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其效果則是可疑的，因為無論“教育”還是“卓越”，都是不可能計劃的或很難計劃的。計劃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對于教育和卓越的觀念發生了偏差。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中“卓越計劃”的基本假設或假定就是“好”大學是可以測量的，我們應該掌控大學的發展，盡最大可能把卓越目標的實現控制在一張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上。如果一所大學或一個國家的大學發展真的可以完全按“卓越計劃”的宏偉規劃分階段地推進，那么大學的發展和生產標準化產品的企業就沒有區別。如果一所大學在發展的過程中被嚴格計劃，沒有意外或偶然性，那么也就證明“創造性破壞”和“顛覆性創新”正在遠離大學，抑或大學正在“工廠化”。理論上，大學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其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促進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服務，但實踐中，大學本身與這些目的的實現之間并非線性的因果關系，無論我們如何努力，也無論大學持續存在了多長時間，大學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與卓越人才的培養、原創性科研成果的產出以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之間都不是一種完全可控的線性關系。一所大學能不能培養出卓越的人才、產生原創性的科研成果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足夠的動力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實踐證明，“只有通過教育才可能合理地培養英才”，“但是單純靠教育也培養不出英才，這也是事實”。某種意義上，我們之所以不斷地發起大學改革，不外乎就是為了增加大學培養出卓越人才、產出原創性科研成果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可能性。如果大學作為一種組織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會培養卓越人才、產出原創性科研成果，并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服務，那么所謂“發展”反倒成為一個假命題。

長期以來，“‘精英主義’的說法似乎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成功和失敗常常取決于無法人為控制的重要事件”。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中能否入選“卓越計劃”并非完全是大學自身的實力或努力能夠決定的，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好運氣”。“我們不能認為，歷史上的一切新技術都是由于需要而產生的。尤其是影響整個社會的‘關鍵性新技術’，往往是‘偶然的產物’。從這一點上說，它和生物進化中的‘異變’現象相似。與此同時，盡管有些技術是由于‘需要’而產生的，但是，它也可以成為對文明的‘犯人’。因為技術的飛躍發展，其社會影響之大，往往超出當初的預料。”科學技術的演進如此，大學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發展總是依賴一種革新或創造，如果這一革新沒有被殺死在胚胎中的話，在它出現以前人們從來難以預測。”當然，這并不是說大學的發展不應或不能有計劃或規劃，也不是不可以有組織地重點建設。相反，好的管理離不開計劃或規劃，重點建設有時也不失為好的政策。這里討論大學的發展中計劃或規劃的局限性，意在指出完全依賴“卓越計劃”不可能成就卓越的大學，因為構成卓越大學的很多價值因素都是與計劃的邏輯相沖突的。為了保障發展的可持續性和運行的穩健，大學需要必要的計劃或合理的規劃，適度的計劃或科學的規劃在大學管理中也至關重要。但對于大學發展而言，卓越本身不應成為計劃的對象，能夠計劃的只是成就卓越的一些基礎性條件。面對大學發展的復雜性，“重要的是不要做一個平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使自己適應直接的現實），也不要做一個平常意義上的非現實主義者（使自己逃避現實的約束），重要的是做一個復雜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認識到現實的不確定性，知道在現實中存在著看不見的可能性”。換言之，除了“卓越計劃”所追求的可量化的確定性目標外，大學對于發展本身必須有更嚴肅的思考，在計劃之外必須為一些預期之外的價值和智識活動留有足夠的空間。

從實踐來看，對于大學發展而言，有兩種不同的偶然性，一種是內在的偶然性，一種是外在的偶然性。所謂“內在的偶然性”，是指大學發展中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的結果無法完全為人的理性所預測或控制，具有不確定性；所謂“外在的偶然性”，是指大學的發展受大學之外的政治、經濟、軍事、人口、科技等國家政策或戰略調整的影響，具有不可控性。內在的偶然性是一種絕對無法避免的偶然性，而外在的偶然性則具有相對性（外在的偶然性對于大學是偶然的，但對于政策的發起方可能并非偶然）。政府的政策調整在給某些大學提供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會縮減其他大學的競爭機會。因此，政府在出臺相關政策尤其是“卓越計劃”時必須權衡利弊，對那些可能對大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政策的非意圖后果一定要有所警惕。相關政策和制度是否公正以及是否能夠得到有效落實，對于大學群體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大學發展的制度環境是公正的，那么大學對于卓越的追求就不存在“僥幸”，其發展路徑就主要是為了追求卓越而持續努力；如果政府的政策或制度環境是不公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的“空子”將滋生出各種機會主義，進而以一種非意圖的形式導致不公平競爭，就難以成就真正卓越的大學。作為公共政策，高等教育重點建設中的“卓越計劃”應公平、公正，建設名單的遴選應“敏于作為”和“鈍于身份”，避免身份固化或機構特權的存在，并有選擇性地激勵勇于創新者、敢于創業者。此外，從社會公平正義考量，在此過程中那些因地理位置、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或其他初始稟賦等原生運氣因素沒有進入“卓越計劃”的大學，也應當獲得某種程度的補償。不過，這里的“補償”只能是基于“差異原則”的調節而不能致力于追求結果的平等。畢竟，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礎教育，那些致力于追求世界一流的精英大學必然是高選拔性的，一旦陷入抽象的平等主義導致優秀與平等的沖突將無法成就真正的卓越。

需要注意的是，強調大學發展中存在不確定性或偶然性不等于大學的發展是隨機的，更不意味著大學的發展可以完全靠運氣。對于大學發展而言，不確定性或偶然性雖然無法通過政策或計劃加以控制，但并不等于不能認知，也不意味著在大學發展中隨機配置資源、政策沒有重點，更不等于說那些不可控制的偶然性對于大學的發展一定會產生壞的影響。相反，偶然性或運氣也是大學取得成功的一種“途徑”。“冪律”告訴我們：“越是意義重大的事件，發生的概率越小。”“小概率事件往往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大學的領導者或管理者不能在組織取得成功時將其完全歸結于理性選擇或決策英明，而遭遇失敗時則將其歸因于壞運氣。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運氣或偶然性都系統性地存在。“在創新研究還是一般系統進化論當中，‘偶然’都有系統性的地位。”無論何時，成功都不全是行動者的努力，失敗也不全是壞運氣使然。就像在科學研究中偶然性也有可能導致重大發現一樣，大學發展中的一些偶發事件也會為大學提供意外的歷史機遇，前人的某個無心之舉也可能為當下的大學贏得巨大聲譽。簡言之，大學發展中不確定性與確定性、偶然性與必然性是共存的、是對立統一的。“凡是能被控制的決不會完全真實；凡真實的決不會完全被控制。”不確定性或偶然性不是隨機出現在大學發展的某個階段，而是貫穿于大學發展始終。大學發展過程中有確定性的地方就有不確定性，有必然性的地方就有偶然性。客觀認識大學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是為了更全面地理解大學發展的本質，弄清楚哪些重要因素在影響大學的發展，尤其是哪些基礎性條件有助于大學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不確定性的機遇。對于大學發展而言，“危機不是必然事件，也不是偶然事件，只不過是由于本來處于離散狀態的因素聚集在了一起，并由此發展而來的”，“只對大學進行改革還不能解決危機的問題，大學的改革是危機中最為肯定的問題，但只是一個小問題”。基于此，我們需要同時關注影響大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和偶然性問題，改革既要關注大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關注那些可能被“正常進程”掩蓋的偶發事件。

學術史上，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業”的著名演講中曾深入討論過學術職業發展中的運氣問題。他認為，“在這里，運氣當然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它確實起著不同尋常的作用。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哪個行業，運氣在其中起著這樣重要的作用”。此外，他還深刻地指出，在德國，學者的學術職業生涯中之所以是機遇而不是才干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關，而是和德國大學的學術選才制度有關。“按照德國的傳統，大學應同時對研究和教學的要求作出裁判。但是將這兩種才能集于一身，卻純粹是靠運氣。”雖然韋伯高度強調在德國機遇和運氣之于學者學術生涯的重要，甚至認為“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但他最終還是承認，“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錯誤頻頻發生，而是盡管如此，正確的任命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數量”。韋伯對于德國學者學術生涯中“運氣”的討論非常深刻而且富有啟發性。他既從機遇切入，指出了運氣對于學者個人學術生涯的重要性，也從結果出發，澄清了對于整個學術共同體而言，學術的發展并非完全由運氣決定，學術晉升中“正確的任命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數量”。大學的發展和學者學術職業的發展類似。面臨難得的機遇，對于某一個或少數處在“卓越計劃”邊緣的大學而言，“好運氣”至關重要。實踐也證明，“競爭越激烈，運氣越重要”。但對于整個重點建設工程或“卓越計劃”而言，外在的偶然性不會強有力地影響入選該工程或計劃的大學群體，否則重點建設就失去了意義。

為了走出確定性和決定論的迷思，客觀認識大學發展的復雜性，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我們都必須更加嚴肅地對待大學發展的不確定性或偶然性。在認識論上，當前“人類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上，正處于一種新理性的開端。在這種新理性中，科學不再等同于確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無知”。在實踐中，盡管對大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性小概率事件的發生都是極為偶然的，但是通過對于類似事件的關注，仍然可以為當下的大學發展與變革提供某種洞見。莫蘭在基于對“復雜性范式”的深入探究后指出，“確實存在著兩個不可缺少的對付行動的不確定性的法寶。第一個是對任何判斷所包含的賭博成分的充分意識，第二個是借助于策略”。面對行動和結果的不確定性，策略化的心智模式優于標準化的決策程序。雖然由于不可控制且處于可認知的范圍之外，運氣本身不能成為大學發展的一種策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只能聽天由命。相反，一旦我們意識到了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在管理實踐中就可以通過一些積極的策略對于“運氣”因素有所預防或利用，以獲得積極的回報。歷史上，有些國家的大學得益于偶然的制度創新質量迅速提升，有些國家的大學受偶然事件的影響規模迅速擴大，對于這些“歷史偶然”的研究可以為后來者提供借鑒，后發國家可以借助合理的政策復制或模仿那些“歷史的偶然”，而不是對于那些偶然因素所導致的成功無動于衷。此外，對于偶然性或運氣的重視也有助于消除大學發展制度環境中的不公正，因為有些“僥幸”確實是由于政策空子或程序瑕疵所造成的，有些非意圖的政策后果也并非真的完全不可意料。在理想的情境下，那些顯失公平的政策或許根本就不應出臺。當然，即便我們真的能夠完全消除政策和制度環境中的那些不公平，所謂公平也不意味著我們在大學發展中完全排除了運氣。即便是像哈佛那樣的世界頂尖大學或超一流大學，與其他同級別大學在學術承認、教授聘任、學生錄取的激烈競爭中仍然難以避免偶然性或運氣因素的影響。只要我們承認世界上尚沒有已經超越卓越的大學，只要我們承認大學仍然是“人的組合”，那么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將事關大學發展的所有最重要的東西完全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如果以為大學發展中“有一種超越一切運氣的價值，那只是幻想”。同樣，如果認為大學發展中完全沒有運氣的因素存在，那也只是幻想。大學的發展過程不是一個人在“拼積木”，而是無數人的創造性行動相互交織在一起，偶然性或運氣不可避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強調大學發展中的不確定性或偶然性，并非主張不可知論，也不是要想辦法消滅壞運氣，而是意在澄清一種對于確定性的迷思以及對于偶然性的抑制。誠如威廉斯所言：“說某事是運氣使然，這絲毫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uncaused)。”大學的發展不像工程技術的研發，有相對明確的問題解決路徑，循序漸進、日積月累終會有所突破，而一旦取得突破，既有的智識成果將被制度化，再遇到類似問題就不必從頭再來。大學的發展是一個沒有明確路徑的“創造性破壞”或“顛覆性創新”的過程，它可以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問題，但又不是一個可以給出明確答案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不斷持續探索的過程。“關鍵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于任何特定模式或趨勢都有多種可能的解釋，僅僅與數據保持一致并不能保證某個解釋就是正確的。有時，我們看到的那個解釋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只解釋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原因。有時，我們看到的解釋可能是完全錯誤的，與真正的原因毫無關系。為了避免被這些看似合理但不正確的解釋蒙蔽，在理解任何趨勢、模式或事件時，我們應該盡可能多地考慮不同的解釋。”古今中外，任何學術權威或經典著作關于大學發展的研究成果都無法為當下的大學發展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掌握關于大學發展的“全面真理”，“全面性是非真理”“以為掌握了全面真理的人是自我欺騙”。吉登斯更是斷言：“沒有任何鑰匙可以解開人類社會發展之謎，將之簡化成單一公式。”同樣，也沒有人掌握大學發展的全面真理，也沒有任何鑰匙可以解開大學發展之謎，并將不同國家的不同大學的發展路徑“簡化成單一公式”。“在生活中大多數情況下，創造性是投入時完全不可預知結果的藝術活動。‘問題-解決方案’的模式在許多人類創造性的問題上并沒有幫助。”學者的學術研究充其量可以提出關于大學發展的理論，相關的理論也可以幫助行動者思考大學理念和制度如何變化以及變化的可能結果，“但是這一變化的本質——微小差異和偶然性的作用——意味著很難做出更準確的預測”。更不要說直接用某一發展理論來指導大學發展實踐。很多時候大學發展之所以成為問題，不是因為它們需要明確的解決方案。相反，這些“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某種“解決方案”。跳出“問題-解決方案”這種循環模式，唯有“發展”本身才能解決大學“發展”的問題，而發展本身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具體的策略，但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對什么事物都該抱有一種“怎么都行、怎么都對”的態度。相反，研究者之所以為研究者就是要為行動尋找證據。不過，實踐中究竟應如何實現大學發展，的確不是理論研究者的專長，而是行動者的任務。進而言之，不同大學選擇何種道路，在發展中破壞何種舊的東西，并創造何種新的東西，都要看其具體的基礎條件、情境依賴和隨機游走（randomwalk）式的偶然因素。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不同時代，一所大學從優秀走向卓越的概率和路徑是不同的，怎樣才能使一所大學成就卓越沒有普適的良方，能否開啟一所大學的卓越之路并成為持久的戰略選擇依賴于大學外部復雜的制度環境以及具有偶然性的歷史機遇。

（來源 | 《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