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步舉世矚目。大學作為高新知識的儲集者、創新者、傳播者及一定意義上的壟斷者，對國家的興衰和人類文明的進退具有不容置疑的決定性。基于這一學術觀點去審視大學，不難發現，大學的改革發展不僅是順應時代進步需要做出的理性選擇，亦是大學認識到高等教育之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后，不斷完善、豐富并提升自己所做出的自覺選擇，而后者即大學文化理性引領的結果。我國大學的發展歷程，其實就是“大學文化發展建設及大學文化思想不斷成熟和完善的歷程”。有必要在本文開篇加以強調的是，黨的二十大報告闡明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與“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密切關系，明確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大學作為文化屬性的組織，當之無愧是國家先進文化的代表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必須通過強化自身文化建設以引領高等教育強國及文化強國建設，從而在“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及“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方面做出應有的積極貢獻。大學文化及其思想研究因此有了更深遠的意義。

一、關于大學文化認識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文化建設經歷了從實踐的“行”上升為理性的“知”、再由理性的“知”指導實踐的“行”的發展完善過程。時至今日，我國高等教育界對大學文化的專門研究和系統建設已有40余載的歷史積淀，重視大學文化已然成大學之理性自覺。

（一）大學文化概念與要素的認識及提煉

人們對文化的內涵及特征達成了如下共識。文化為人類社會所創造，由價值觀念、社會符號、文學藝術、社會制度和物理環境等構成。文化創造的基礎來自文化的積淀、傳承與借鑒以及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文化創造提供的條件。文化作為對人們思維和行為方式具有導向作用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具有群體共有及共享之屬性。文化發端于人類社會且依附于人類社會，極具復雜性，表現為：一則隨依附社群的不同，文化呈現差異性；二則即便同一社群，其文化一致性及非一致性現象并存。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我們對文化概念定義如下：文化是社會創造的一切物質及精神的財富和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是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總和，以及人類為維持和滿足社會之文明進步、組織之有序運行、豐富生活之需要所創造的一切精神的、規制的、物質的產品，它們相互關聯以各自的形態影響并決定社會及人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及其質量。大學文化雖含有一般文化概念的基本內涵，但是對社會諸文化選擇提煉其精髓并融入大學意志和個性的文化品類，是經大學歷史的積淀與傳承、選擇與凝練、發展進步而成的高度成熟的并為大學組織及其成員所高度認同的以精神為核心的文化結構。

根據文化要素的層次及其屬性可以將大學文化歸納為三種類型。其一，涵蓋大學的價值體系、理想信念、思維方式、道德持守、學術精神及傳統等構成的精神文化。其二，對大學組織及權力構架及其運行機制做出規定的，包括大學章程等制度規范構成的制度文化。其三，以大學的物理和自然環境、物質設施及包括諸如各類學術講座等組織活動所構成的環境文化。三類文化構成一個以精神文化為軸心、制度文化居中、環境文化處外，看似關系松散，但層次分明且彼此相互影響的文化同心圓結構即文化有機整體，并共同對大學的辦學治校育人施加影響。其中，大學精神文化對制度文化的構建與環境文化的營造具有決定性作用。（見下圖）

大學文化層次圖

（二）大學文化的意義及作用討論

大學文化的意義和作用，即大學文化的價值及其實踐的具體效果。大學文化的意義可以解讀為人們對大學文化的理性認識，而大學文化的作用則是大學文化價值實踐的外在表現。兩者分別屬于大學文化的“知”與“行”，相互聯系無法割裂。

其一，大學文化為大學奠定了守持大學組織的屬性和規律辦學治校的理性基礎。所謂大學理性，即人們從文化視角對大學及其價值深刻認識后，對大學形成的文化自識，并據此在大學的辦學治校育人行動中表現出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律。故大學理性之首要，即認識并遵循大學的本質屬性及價值規律，以獲得并提升具有文化覺醒意義的大學文化自識。

其二，大學文化是大學組織不可或缺且不能被取代的育人要素。大學文化自身的屬性特征在于，其以文化特有的非強制性教育的形態和形式，主要通過優良育人環境的營造，讓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覺中的潛移默化、春風化雨般的潤物無聲中，受到價值認同、思想感化、情操陶冶、行為養成等方面的教育影響。大學文化之所以具有“行不言之教”或“不教之教”的教育作用，受到被人們譽其為“費力最小且成效極大的育人要素”之青睞，就在于大學文化能以隱性課程方式融入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其三，大學文化是大學善治得以實現的柔性治理要素。大學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的組織屬性及以知識資源積累和開發為目的的智力勞動特點，決定了大學是組織要素繁多、關系極為復雜的組織系統。基于此，大學是最不能依靠簡單管控模式得以有效運行的組織。大學文化之所以能進入大學辦學治校者的視野并受到高度重視，其原因就在于大學文化雖非剛性的管理工具，但卻能通過價值引領等無形之手的作用，決定大學改革發展方向及大學組織及其成員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通過價值認同等凝聚大學組織及其成員共同努力于大學組織目標的達成，并成為大學組織至關重要的治理要素，使大學的善治成為可能。

二、大學文化的演進及其建設

在對我國大學文化如何通過自身演進和建設來引領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系列研究中，筆者獲得了我國大學文化經歷了“校園文化之興起”、“人文素質教育之高潮”、“大學文化之成熟”三大發展階段的結論。為便于討論，我們把上述三個階段分別冠之以“關注大學校園文化的初型期”、“注重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轉型期”和“強化大學文化整體建設的成熟期”。

（一）關注校園文化：大學文化發展初型期的緣起與實踐

大學文化的初型期即校園文化的始生階段雖然短暫，但隨著校園文化活動熱度和影響的增強，大學的辦學治校者逐漸注意并認識到校園文化之于大學育人的意義和作用，從而把校園文化納入大學育人體系，加快了積極建設校園文化的進程。

我國大學文化初型期的時間跨度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以校園文化的興起至成熟為時間節點。就概念而言，所謂校園文化是以豐富并充實大學生的校園生活、滿足和發展大學生的興趣愛好、拓展大學生的能力專長為目的，以多樣化學生社團組織為載體，以大學生群體為活動主體自發開展的豐富多彩活動。校園文化雖然具有“樹立學生健康的文化意識”、“養成學生良好的行為習慣”、“促成學生的社會化”的育人作用，但至今仍然有人把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均不在同一層面的校園文化與大學文化混為一談，忽視兩者之間的顯著差異。當“大學文化”概念出現后，校園文化的概念即成為大學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亦即其成為大學文化的下位概念。

校園文化之所以得以迅速發展，與改革開放初始階段的歷史背景緊密相系。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為育人導向之校園文化的萌發和生長營造了“生逢其時”的社會環境。同時，為國家發展加快培養人才的強烈愿望鼓舞了大學解放思想，而大學生高漲的渴望成才的求知熱情和理想抱負，亦為校園文化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和必要土壤。需要強調的是，大學有關部門對校園文化的高度認同及組織管理的強化，與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所強調的“增加實踐環節，減少必修課”、“增加自學時間和課外學習活動”不謀而合，從而在政策層面上起到了促進大學自覺于校園文化建設的作用。

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不少大學開始重視對校園文化的理論總結，把大學生社團活動文化納入人才培養體系。加強校園文化建設以發揮校園文化育人的作用，成為大學的理論共識及實踐自覺。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和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都進一步明確提出大力推進校園文化建設。自此，大學校園文化建設進入了以素質教育為主題、以多樣化、專業性的大學生課外活動等為特色的新階段。

（二）注重人文素質教育：大學文化發展轉型期的緣起與實踐

我國大學文化發展的轉型期自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起至21世紀初。該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大學大力倡導并加強人文素質教育。1992年，國家教委召開第四次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就大學必須牢固樹立育人理念及其實踐方面提出具體要求。此后，全國掀起了影響廣泛且意義深遠、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主題的思想大討論。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周遠清及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等為代表的高教界領導者以該討論為契機，結合當時我國大學人才培養存在的實際問題并借鑒國外通識教育的理念及經驗，倡導發起了大學人文素質教育。

1995年，國家教委公布了《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明確提出“在我國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的教學改革中，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并進而提高學生的全面素質，是一個重要而深刻的課題。”同年，《關于開展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試點工作的通知》發布。此后，大學的人文素質教育活動全面啟動，推動并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從思想討論進入實踐操作，且很快發展為大學的整體自覺行動。在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倡導和引領下，尤其是國家教委關于“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提高大學的文化品位與格調”之育人理念的提出，越來越多的大學把提高人文素質確定為人才培養的目標，人文素質教育從思想發動階段進入具體實施階段。

1998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再次闡明，“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尤其是1999年《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的出臺，加強人文素質教育不僅成為全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普遍舉措，而且把基于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目的的大學文化建設推向了高潮。

倡導和推行人文素質教育，不僅是我國高等教育關于人才培養觀念的一場變革，更是我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本土化創新的一次實踐。人文素質教育的啟動與推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其意義和價值不僅表現為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突破，更是我國大學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領下之人才培養理念的創新實踐。作為大學文化建設中的一個過程，人文素質教育對我國大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及大學文化建設不僅成效突出，而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重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全面建設期的緣起與實踐

我國于21世紀初進入了大學文化的全面建設階段。大學文化與校園文化及人文素質教育就概念的內涵及外延而言，呈上、下位的包容關系，即大學文化是校園文化和人文素質教育的屬。

相較于初型期的關注校園文化以及轉型期的注重人文素質教育，進入大學文化全面建設期以來，大學文化建設無疑具有了更高的自覺性。一方面，校園文化和人文素質教育的成功經驗為大學文化全面建設期的開創奠定了穩固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來，大學文化研究的逐漸成熟和日益豐富，為人們全面深入地認識大學文化的價值和功能夯實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在該階段，不論是探索大學文化建設實踐及其創新發展的專題研討會之舉辦，抑或是專門旨在開展大學文化理論研究和經驗交流的學術機構之成立等，均有效助力并大力推動了大學文化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化，大學文化理論研究漸成氣候。

大學文化全面建設期具有如下特點。其一，為避免大學文化研究的碎片化，大學及其文化研究學者把大學文化視為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環境文化要素的整體加以研究，并認識到其之于大學辦學治校育人的重要性。其二，大學文化研究的理論成果直接被運用于辦學治校育人的實踐指導，大學文化的全面建設已成大學辦學治校者的理性自覺。毋庸置疑，大學文化作為整體概念的出現并受到全國大學的普遍重視，主要緣于大學文化及其要素在大學無處不有、無刻不在，并對大學的運行、改革和發展或直接或間接發生著不可替代的深刻影響和作用。

三、引領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學文化思想演進及實踐

思想之于人類社會文明興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大學文化思想對于大學文化建設和發展而言，亦具有決定意義。所謂大學文化思想，即大學組織在一系列跨時空文化實踐活動中產生和形成的關于大學文化的成熟的觀念體系，是在大量大學文化實踐活動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對大學文化的屬性、特征、規律及價值作用的系統認識，是引導大學文化發展及大學文化建設實踐的理論體系。基于筆者關于我國的大學文化實踐經歷了“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強國”之價值演進的前期研究結論，從上述三個層面建立分析大學文化思想的基本框架有其合理性。

（一）大學文化育人思想及其實踐的引領價值

育人乃大學存在與發展之道、立身強體之本，大學唯有守持育人為本的辦學理念，其育人的核心使命方能有效踐行。人才培養之于大學的首要性促使大學在文化營造中，必須深刻認識到文化育人的思想價值并加以落實到人才培養的實踐中。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大學校園文化及人文素質教育之文化育人運動的緣起和發展，均為文化育人思想及其實踐的體現。人文素質教育更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領下有關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及改革。人文素質教育之所以能被大學及其師生所廣泛接納并成效突出，原因就在于人文素質教育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領下貫穿于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全過程的大學文化實踐。“育人不僅是大學文化的基本作用，也是大學文化建設的邏輯起點。”

大學文化育人思想的意義和價值發揮，取決于大學文化育人思想如何實踐。依據人才培養目的及規律，大學文化育人思想的實踐必須從以下三方面加以強調。

一是培養大學生的理性精神。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核心使命，培養什么人是大學人才培養目標必須首先明確的價值選項。培養大學生的理性精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理性精神決定了具有改造社會之專業知識及能力的大學生能否具有社會擔當及如何踐行社會擔當，這亦是我國如此重視立德樹人的意義所在。強調大學文化育人之首要是培養大學生的理性精神，是因為大學文化確實有培育理性精神的價值意義及現實作用，即通過蘊含于大學文化中的價值及信仰文化對大學生的熏陶浸染，幫助他們樹立崇真、向善、求美和社會擔當的理想主義，從而使他們無論置身何時何處都能守持“知其偽而守其真、知其惡而守其善、知其丑而守其美”的理智與良知。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校慶期間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人無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這是人才培養的辯證法。”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時特別強調“要給學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子，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專業知識的傳授及職業能力的培訓并非大學人才培養目標之全部，養成大學生健全的人格及形成有為于國家、社會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亦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大學生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持守理性精神決定著他們能否為國家的強盛和社會進步擔當負責。

二是營造大學之學習化生態環境。大學之學習化生態環境營造的根本目的是讓大學生自覺把學習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大學得以生存發展的理由主要體現在，大學是以知識積累、知識傳承、知識創新為其社會職能的學術組織，其能否通過自身組織文化的營造培育有利于知識積累、知識傳承、知識創新的學術生態環境，直接關系到大學及其成員能否在諸多社會誘惑中獨善其身，寧靜于求知向學、致遠于知識創造。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強調：“青年處于人生積累階段，需要像海綿汲水一樣汲取知識”，“特別是要克服浮躁之氣，靜下來多讀經典，多知其所以然”。積極營造有利于大學生群體自覺而非被迫刻苦向學的學術生態，培養大學生形成“寧靜于書卷、沉思于真理、沉潛于學問、熱衷于創新”之知識分子應有的生活方式，樹立并致力于實現有為于社會的求學理想，此亦是大學文化育人思想實踐的價值所在。

三是培育大學之理想主義氛圍。大學理想主義即“大學理想的集合，是大學對客觀世界、社會生活以及大學自身寄予的美好期望所持有的觀念體系，亦是大學對自己的使命、責任、目標和操守所持有的一種既符合大學規律又有崇高要求的價值認定和信念追求”。大學理想主義作為最具理性價值的大學精神文化，是大學有別于社會其他組織的特征不變量，失去了理想主義文化的支撐，大學或許就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具有人類文明旗幟、社會道德楷模高度的本真意義的大學。大學理想主義的存在使大學及其文化既可居人類社會的“廟堂之高”，又能處人類社會的“江湖之遠”。尤其是大學理想主義之崇真、向善、求美、社會擔當的要素及其本質，決定了理想主義文化氛圍對大學及其成員之價值引領的不可替代性。培育大學之理想主義文化氛圍，使大學及其成員形成并守持“崇真的科學信仰”、“向善的文化涵養”、“求美的道德修養”、“務實的社會責任擔當”，這既是大學理想主義的本質所在，亦是引領大學辦學治校育人實踐的文化理性。

（二）大學文化治校思想及其實踐的引領價值

大學文化治校思想即人們關于大學文化治校的系統認識，包括大學文化之治校作用的屬性、特征、機理、規律及如何發揮大學治校作用等一系列的認識。我國大學文化治校思想的形成和趨于成熟受益于兩大因素。一是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期大學文化研究的持續深入和文化育人不斷取得顯著成效，大學文化的實踐價值亦得到深入發掘，由此為大學認識并把握文化治校提供了思想基石。二是自21世紀初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以質量提升取代規模增長的理性發展階段，為大學創造了必須重視文化治校的觀念環境及實踐條件。尤其是近些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以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為特征為目的的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大學辦學治校者對文化治校的價值認識，而且積極落實在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中。

在早前研究中，我們獲得過有關大學文化是“大學治校結構中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先于大學治校行動且指導行動的價值準則”、“駕馭大學權力行使的無形之手”的研究結論。由此證明，大學文化雖非剛性的“管理工具”，但卻能以文化軟實力的形態發揮其引領辦學治校的積極作用。由于大學文化主要通過“價值確定”、“制度完善”和“環境營造”的實踐路徑發揮其治校作用具有不變性，故本文以此為框架切入，梳理并討論我國大學文化治校思想的實踐。

一是大學之價值確定。由于價值觀念對大學及其成員的影響及對大學改革發展的指導具有方向性作用，故大學的價值選擇和確立即成為文化治校思想實踐的首要前提。維持大學組織有序運行的治理要素包括權責清晰的制度規范和凝聚組織成員的價值認同。關于大學組織之本質屬性及規律的深刻認識以及對大學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確定，對于引領大學從過去簡單依靠管控機制，逐步轉變為強調基于共同利益和價值認同的現代大學治理結構完善及治理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而言，價值確定之于大學治校具有兩大作用。其一，在大學決策者認識到大學“為什么要做”和“為什么要這樣做”的前提下，確保大學決策的理性自覺性和目標引領性。其二，在大學各部門及成員了解和理解“應當做什么”和“應當怎么做”的前提下，保證大學在決策執行過程中整體行為的自覺性和目的性。

二是大學之制度完善。大學制度對大學組織及其權力構架及其運行機制具有決定性，有什么樣的大學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樣的大學治理模式及由此導致的治理效率。大學制度安排的目的絕非在于限制大學組織內部及其成員的學術積極性，更非扼制學術創新，而是旨在通過制度完善，引導和調動大學組織內部及其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及促進人才輩出。大學文化對于大學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大學制度既受大學制度設計的文化語境影響，也是大學文化的具象反映。從文化選擇的視角，大學制度無疑是受制于大學決策者意志影響而被選擇的一種大學文化，即大學的制度安排等無不被打下了辦學治校者的文化意志烙印。就組織治理的視角而言，大學本質上是文化和制度相互交織的復合體，然而制度本身歸根結底又是受制度設計者所持文化觀念影響的產物。

三是大學之環境營造。社會環境是文化的呈現，文化和社會環境之間的密切關聯促使文化形態有可能從抽象轉換至具象，由此增強了文化的可視性并強化了其影響力。我們可通過文化營造賦予社會環境以價值和意義，并對生活于此的人們產生影響。只有置身于一定的社會環境，才能從中感悟并適應其文化影響。因此，價值觀念的形成必須以所處社會環境內涵的文化為基本條件。由此，社會環境何以能夠影響甚至決定人的思想和行為就可以獲得解釋。就大學而論，由于大學環境不僅包括天然和人工條件營造的物理環境，亦包括滲透大學文化諸要素影響下開展的各種組織生活，它們相互交織、渾然一體為內涵豐富的“大環境”概念。這決定了大學環境之于大學文化治校的意義及作用亦不可忽視。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一所高校的校風和學風，猶如陽光和空氣決定萬物生長一樣，直接影響著學生學習成長。好的校風和學風，能夠為學生學習成長營造好氣候，創造好生態”。大學環境必須針對大學組織的屬性及其目的加以專門營造，其意義在于，大學環境既是大學育人體系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和作為大學文化建設的可視化成果，亦是對大學治校極具鼓勵、促進和支撐作用的辦學條件。改善和營造良好的大學環境，其文化治校思想實踐的意義如老子一語中的：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三）大學文化強國思想及其實踐的引領價值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國家戰略。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論斷。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由于文化是國家參與國際競爭不可或缺的軟實力，而“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不僅關系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關系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大學是國家先進文化的集大成者及推進者，尤其是自20世紀中葉人類社會進入了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文化時代，大學作為洋溢著理想主義和文化理性且高層次人才集中和高新知識集成的教育和學術組織，不僅是國家文化實力的重要構成，更是提升國家文化競爭實力不可或缺的主力軍。因此，大學在國家文化實力提升和文化強國建設進程中絕非旁觀者，必須在國家文化強國建設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引領和推動作用。文化強國思想不僅是大學文化主動服務國家發展需要的具有戰略高度的體現，也是大學文化建設的題中之義及戰略選項，更是大學組織特有的文化屬性與國家文化強國的戰略發展需求高度耦合的必然結果。所謂大學文化強國思想，即人們關于大學文化強國的系統認識，包括大學文化具有強國作用的屬性、特征、機理、規律及如何發揮大學強國作用等一系列認識。

由于大學擁有諸多有利于文化強國的得天獨厚條件，從而能為文化強國建設做出諸如觀念引領、人才支撐、知識供給、理論創新、國際交流等提升國家文化實力的積極貢獻。

一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成效。縱觀世界各國的發展，高等教育事關國家的興衰成敗。高等教育強國無疑是文化強國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換言之，文化強國必須以高等教育強國為條件。大學文化強國思想實踐首先必須擔負起的責任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為文化強國建設夯實人才資源和高新知識競爭的基礎，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及其國際話語權。在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進程中，當務之急在于加速建成可與世界高等教育強國比肩的極具國際競爭力的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推進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成效。在以智能化水平為特征的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實力的基礎有賴于高等教育體系強盛，尤其有賴于由一流大學支撐的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110周年校慶時所指出，“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需要有一流大學群體的有力支撐，一流大學群體的水平和質量決定了高等教育體系的水平和質量。”沒有大學尤其一流大學的支撐，高等教育強國將失去高層次人才和高新知識的依托而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和口號。由于文化強國必須以高等教育強國為依托，而高等教育強國又必須以高水平大學尤其一流大學群體為基礎，這一邏輯關聯把大學的高質量發展與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及文化強國建設緊密相系。由此可以推斷：致力于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成效，此即大學文化強國思想實踐首要的價值目標。

二是致力于先進文化使命踐行的成效。作為民族文明的縮影，大學文化及其思想實踐的價值不僅是民族文明的反映，更代表了國家最先進文化的水平。“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且有賴于“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就享有國家精英文化地位與聲譽的大學文化而言，引領國家文化發展及提升國家文化品位是大學文化先進性賦予大學的使命責任。大學文化的先進性，一方面源于大學的理想主義。充滿理想主義的大學必須守持崇真、向善、求美及社會擔當的大學本質屬性，并以此擔當起引領國家文明進步、文化強盛的責任。另一方面源于大學的文化理性。大學的文化理性不僅關乎大學自身文化的除弱留強、去偽存真、棄劣揚優，而且關乎國際社會對中國文明的評價。由于理想主義和文化理性，大學在引領民族文化發展上有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由于大學文化的先進性要求，大學在辦學治校育人的實踐中，不僅要自覺于人文精神和道德榜樣的角色，更要充分發揮好對全社會具有導向意義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榜樣的作用。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國民教育全過程。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進程中，大學能否致力于先進文化使命的堅守及擔負好引領和推進民族文化發展創新的重任，是檢驗大學文化強國思想實踐成效的基本尺度。

三是致力于國際話語權提升的成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國際話語權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主動權，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構成要素。提升國際話語權既是提升文化國際競爭力的目的，也是提升文化國際競爭力的手段。作為文化歷史悠久的大國，為了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發出中國聲音、傳播中國經驗、發揮中國作用，中國就必須通過提升國際話語權以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學具有雄厚的人才和學術資源優勢，又是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提升國際話語權不僅是大學之使命責任所在，也是其實力和優勢所在。在國際交流及合作的舞臺上自覺宣傳國家形象，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認同度，這是大學文化國際交流的目的與責任。需要強調的是，在積極搭建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促成國際教育合作機會的同時，大學還應以自信、開放、包容及理性的態度來篩選、選擇性地學習和吸收國外較具優勢的文化成果。由此，我們才能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進程中融入國際文化環境并被國際社會所認同。致力于國際話語權和文化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是大學文化強國思想實踐必須達成的目的，又是達成目的的必由之路。

大學的組織屬性是由文化決定的，缺失了厚重的文化底蘊之支撐，大學也就不成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由于大學文化及其思想是大學理性的反映，而高等教育又是由大學集合構成的系統，因此，大學文化思想不僅決定大學能否為辦學治校育人及文化強國的實踐提供理性關照，而且對高等教育的整體改革和發展產生引領作用。

作者：眭依凡，浙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學院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俞婷婕，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研究員

來源：《教育研究》，2023,44(01),1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