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有機會分享澳大利亞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公約》（以下簡稱《全球公約》）方面的經驗。

不同國家對資格認證有不同的界定。在澳大利亞，資格認證是指評價或評估一項資格，確定它是否達到特定標準，一些國家稱之為學歷學位認證。例如，澳大利亞大學在招生時會評估海外資格等一系列因素，以便評估申請人是否能夠完成高等教育課程和學習。

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領域，因為它構成了其他類型認證的重要部分，如專業認證、技能認證以及相互認證。專業認證是評估個人的專業技能組合是否達到從業前進入該行業所需的標準；技能認證在評估資格、能力和工作經驗等方面與專業認證是一樣的，即是否達到某些職業的就業技能標準。相互認證有很多重要協議，例如關于工程資格的《華盛頓協議》。

澳大利亞在資格認證方面已有50多年經驗。我想分享一下，為什么澳大利亞認為資格認證如此重要。海外資格的質量認證體系是學生和熟練工人流動的根本促成因素，也就是說資格認證的政策和程序，讓學生和熟練工人的流動成為可能，它為學生、畢業生、工人、學者和大學等教育機構提供了流動的機會。對海外資格的認證與澳大利亞生產力、經濟增長以及重要的文化和社會繁榮等關鍵領域有戰略聯系，對國際教育、技術移民、職業和專業注冊、技術就業以及專業服務的國際流動至關重要。

資格認證體系在使用特定標準細化管理教育體系和資格時常常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在高等教育和專業注冊方面，質量認證決策使個人及其家庭到社區的所有人受益，最終形成高技術國家。質量認證政策促使各國有效利用了從其他教育及培訓系統中吸收的思想知識和技能，起到了培養高技能人員、豐富整體技能儲備的作用。由于戰略聯系，澳大利亞政府制定了長期的認證政策來支持海外資格在澳大利亞的認證及澳大利亞資格在海外的認證。這就是我所說的支持雙向流動的意思，包括入境和出境。

澳大利亞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若干區域公約的締約國。澳大利亞和中國率先批準了在亞太地區實施的《東京公約》，我們于2014年在巴黎交存了“批準加入文書”。此外，澳大利亞有幸擔任《全球公約》起草委員會主席，并于2017年提交了《全球公約》第一份草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磋商階段，我們也是共同主持了“全球公約友好理事會”論壇。這個論壇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常駐巴黎代表團討論與《全球公約》有關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開放和友好的環境。

接下來，我談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球公約》。它吸納了在亞太地區實施的《東京公約》等區域性公約的原則內容。區域公約和全球公約都是開展國際合作的條約級協定，有助于確定國（境）外資格的評估和認證，重點是支持高等教育的流動性，其中也包括用來支持個人尋求就業機會條款和原則，這些條款體現了最佳原則。例如，個人有權獲得公平、透明、非歧視和及時的海外資格評估，這既是根據受教育權的原則制定的，也體現了最佳做法。認證機構根據教育體系的可靠信息評估資格，包括國家資格認證框架體系或其他資格認證體系。

為了落實這一點，《全球公約》規定，每個國家都應建立自己的國家信息中心，提供有關教育系統的信息，以便其他國家在評估該國的學生和畢業生所擁有的資格時能夠做出知情決定。在這方面，給大家舉一個在《東京公約》下實施的國家信息中心網絡的例子——亞太地區國家信息中心網絡。例如我們與中國的國家信息中心合作交換相關信息，為彼此的決策提供信息。正是通過這個國家信息中心網絡，建立了一個積極和相互尊重的實踐社區以交流信息、對話、開發和分享實用工具、專門知識和經驗，以便采用國際的最佳做法，并盡量減少學習和資格認證的障礙。

《全球公約》重視教育的多樣性，采取積極的方式進行認證。它尊重機構自主和學術自由，尊重本國已有的法律法規。它所做的是將重點放在對有質量保證的非傳統學習的認證上，并且首次納入了關于根除高等教育中欺詐行為的具體規定，這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它沒有規定如何認證海外資格，這就意味著有人可能沒有權利在你的國家學習或工作。因此，它并不能保證每個資格都能被國家完全承認。

就其價值而言，對資格認證的公平合理性形成共識才是《全球公約》的最終目標。達成共識需要漫長的過程，但是這個共識對于更好地管理全球學生和工人的流動是至關重要的。雖然有些國家可能更喜歡通過雙邊資格互認協定等機制來促進流動，但是這些機制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了。雙邊協議往往局限于處理當前合作的實際因素，而且很少通過建立一個國際實踐社區，實現專業和技術性的政策領域提升信任和理解度。這也是為什么現階段要從雙邊協議轉化為通過多邊和面向實際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

《全球公約》為國際合作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的框架。它著眼于未來，通過支持在諸如認證創新的學習形式等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反映了快速變化的教育格局。《全球公約》承認的這些非傳統的學習形式，已經在一些國家成為了傳統的學習形式，或者在某一天會因為受到全球疫情的催化而得到相應的認證。一個合理的主張是無論學習模式和授課地點如何，只要質量得到有效保證，就應完全和廣泛地承認資格和學業。這些非傳統的學習形式包括在線和混合式學習、聯合學位、海外校園授課和微證書等跨國教育形式。《全球公約》首次明確界定了構成一國與另一國之間資格差異的因素，從而積極尋求減少不合理的障礙。這是《全球公約》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

綜上所述，國際教育需要國際合作，這對于支持另一個國家對本國的資格做出明智的決定至關重要。

我想分享的最后一個概念涉及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共同區域如何與《全球公約》互補和互動。那些已經在亞太地區實施的區域性公約，比如《東京公約》預計會很快生效，在《全球公約》的實施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澳大利亞認為，通過《東京公約》在區域一級進行的合作，組成《全球公約》下的全球合作。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目前在《全球公約》的許多締約方僅來自一兩個區域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均衡的區域代表，在《全球公約》下建立一個全球實踐社區。《全球公約》還為促進實現教育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了不竭動力。

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減少貧困都取決于人們獲得的知識和技能。教育可以改善個人生活和社會，因此只有教育流行得到充分認可，教育的真正價值才得以實現。我相信今天分享的信息能夠激發大家對資格認證和國際合作重要性的思考，在這些方面我們將共同面臨挑戰，并且實現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