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育數字化關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確定性風險激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愈發緊迫。數字技術去邊界、去中心等優勢賦能教育發揮更大作用。教育通過技術強化人類共存意識和共同體思維，引領價值觀念轉型，利于形成“數字命運共同體”，可以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擴散。

第二，教育數字化關乎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技術指向未來，教育現代化須臾離不開技術的加持。對于高等教育，數字技術至少有三大優勢：一是有效推動教育資源普惠性和共享性，破解資源配置失衡，促進教育公正。二是重塑教學模式，優化學習過程，促動供給側改革，提高教育質量。三是以數字技術優勢建設兼具智能性、開放性等特征的教育生態，適應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質量多樣化、學習終身化、培養個性化等需求。

二、疑問：賦能還是轉型

伴隨人們的思維方式、生存方式與治理方式等的數字化轉向，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推動人類愈發走向“數字化生存”新境界。數字技術亦被認為具有重構教育系統與生態的力量，教育領域以“化”稱謂某種趨勢的現象比較普遍，如終身化、學習化、國際化、普及化等，但類似“教育數字化”之后還冠以“轉型”的情況，卻極為罕見。這關系到教育數字化的根本性與方向性問題，有必要審慎對待。

我們認為，無論是教育信息化，還是教育數字化與智能化，必須以賦能教育為基本指向與旨歸，目標在于讓更優質、更公平、更便利、更多元的教育惠及更多的受眾。教育數字化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化”到“轉型”這一步，不能縱容技術至上主義者過度夸大技術的作用，更不能聯合社會資本鼓吹技術神話，為了轉型而轉型，人為制造教育焦慮與幻象。

三、澄清：轉型指向的教育數字化誤區

第一，扭曲數字化目標：聚焦于轉型，脫離了教育。技術自身的優勢以及數字中國、教育強國等戰略部署強化了數字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從當前實踐來看，“重轉型，輕教育”、“重設備，輕學生”及“為轉型而轉型”等現象并不罕見。它將承載豐富內涵的教育教學簡化為工具主導的信息傳遞活動，一味推崇技術的先進性，忽略教育教學規律，難免陷入技術主義陷阱，背離教育改革初衷，造成資源浪費。

第二，夸大數字化作用：制造數字神話，輕視教育規律。教育數字化是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教育系統功能結構、價值觀念等的轉變。從實踐情況看，將傳統教學包裝成“智慧教學”，即便應用了智能設備，但填鴨式教學現象并不少見。虛擬教育、智慧教育等可作為有益補充，但不能替代現實教育。教育數字化不是要脫離傳統，是要將技術與教育、傳統與現代、虛擬與現實等有機結合起來，促進教育更好發展。

第三，淡化數字化阻力：忽視現實基礎，遮蔽技術缺陷。長久以來，人們對傳統教育教學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具身性是其應有之義，其最大優勢也在于此。同時，技術本身是一把雙刃劍。首先，技術的優勢取決于使用方式，否則將向消極面轉化。其次，不能以優勢掩蓋其缺陷，認識并妥善處理其缺陷是有效應用技術前提。此外，技術具有破壞性，它需要技術作用對象的適應及規則規范，否則將產生負面效應甚至災難性后果。

第四，放縱數字化權力：鼓動“技術暴力”，宰制“數字難民”。數字化是重塑個體認知與生活方式的治理術。伴隨技術的自主性愈發強大，不僅可以剝奪人的權力，還將弱勢群體隔絕在公共生活之外，產生新數字鴻溝。數字技術在教育領域中的運用也存在“信息繭房效應”，表現為學習內容、思維路徑等的固化，或對除此之外事物的排斥，造成與他者的疏離和自我封閉，成為“數字難民”。

四、推進：賦能指向的教育數字化路徑

綜上，我們主張賦能指向的教育數字化，即把數字化作為擴充教育資源、提升教育效率、促進教育創新的重要途徑或手段。具體而言，可從三個視角來謀劃推進路徑。

其一，要素視角。當前，盡管數字理念深入人心，但區域、學校間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素養等存在明顯差距。它實際上是區域經濟、教育等發展失衡的反映，需要統籌推進數字資源建設，強化多元主體協同作用，避免形成新的失衡。

其二，效率視角。教育數字化發展指向三大目標：一是解決公共性教育問題，實現公共目標。二是提供個性化服務，滿足教育者差異性需求。三是降低數字化過程的成本，提高數字化發展質量。它意味著要統籌謀劃，在投入成本、收益與質量間形成均衡。

其三，創新視角。教育數字化發展是教育教學活動與數字技術融合發展的產物。它帶來教育場景的虛實結合及不同教育資源的開放共享與互聯互通。因而需要教育發展的觀念與組織變革，統籌構建一體化服務平臺和數字生態，促進教育與治理體系重塑。

數字時代，教育創新發展既要積極接納新技術，也要遵循教育規律，統籌考慮其應用標準，引導其健康發展，更好適應人與教育發展需要。

【本文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陳廷柱11月27日在2022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學者論壇上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