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學者論壇”上的報告摘編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教授

閻鳳橋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大學及其學術活動形態是19世紀末西學東漸過程中形成的。雖然在清末中國學人宣稱要“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前者成分少，而后者多。與中世紀起源于歐洲的先發內生型大學制度和學科制度相比，我國的大學制度和學科制度則屬于后發外生型。金耀基對于古今大學之道進行了對比，從“善”到“真”的求知取向和與之相應學術形態的轉變是核心。

后發外生型學術系統具有一定的特征，比如對外依賴性和移植性強，由此帶來的困境是學術原創性不足以及理論與實踐相脫節。

一、知識和學科分類及性質

錢穆先生把知識劃分為人統、事統和學統。人統是講如何做人的知識；事統是關于做事的知識，旨在學以致用；學統是關于學理的知識，旨在為知識而知識。起源于中世紀的西方大學，繼承了“兩希”（希臘與希伯來）傳統，宗教屬于人統部分，曾經長期占主導地位；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世紀的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推動了應用性知識的推廣，所謂事統知識得到了發展；隨著19世紀初柏林大學的誕生，將研究作為新型大學的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學統和事統為主的知識體系。

再看中國的情況，經學屬于人統知識，在中國知識系統中一家獨大，學而優則仕以及與之配合的科舉制度圍繞著經學進行。從學術制度的演進角度看，1912年頒布的《大學令》采納了西學知識分類體系，把經學分解后分別劃歸到文學、歷史和哲學三大人文學科中。民國之后，出現的其他學科和專業則分屬于學統和事統，因此學統和事統屬于外生的知識內容。

現代學科被劃分為三大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基礎部分屬于學統范疇，其應用部分屬于事統部分，其中人文學科與人統知識有密切的關聯和對應關系。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經歷了增長過程，而人文知識的地位有式微的趨勢。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西方國家，也同樣發生在中國。從學科的地域性角度看，自然科學的超地域性最強，有先進和落后之分，適合做橫向比較；而人文學科的地域性最強，難以區分先進與落后，橫向比較受到局限；社會科學介于上述兩者中間，兼有地域性和超地域性。

在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及其交叉學科中，有一些學科偏重于事實，中西學之間的差別是分明的，各成體系，難分高下，不可通約。另外一些學科偏重于理論，對于這一部分知識而言，以不同社會的不同方面為考察的對象，但均注重抽象出共同的發展規律，中西社會之間的差異則不是關注的重點，容易把從某一個社會（發達社會）得到的認識規律武斷地應用到認識其他社會（欠發達社會）發展中。由于這種偏差，有人提出學術“本土化”的呼吁。

我們看出以下幾點：首先，對于中國來說，大學制度和學科制度都是后發外生的，主要是從西方國家學習和借鑒來的。其次，從知識形態角度看，在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中，人統知識發達，而事統和學統知識欠發達。第三，從學科角度看，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三大學科，在中國大學中，三種學科要么是直接從西方國家借鑒來的，要么是將自身的學術體系經過改造而形成的。自然科學的超地域性最強，而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地域性較強，地域性限制了學術借鑒行為的有效性，從而提出了學術本土化發展的需求。

二、外生型學術系統發展面臨的困境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內生型的學科發展路徑遵從實踐第一性、認識第二性的認識規律，實踐與認識之間有較好的配合關系。相反，在外生型學科的知識系統中，學科的理論知識往往是從其他國家借鑒來的，而不是完全基于本國的實踐經驗研究得到的，用借鑒來的知識去分析和指導本國的實踐活動，容易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產生一定的隔閡。這是外生型學科問題的根本所在，有如下表象：第一，缺乏一個完全屬于中國的原創的理論體系。第二，學習者從自身所在的社會背景出發，將難以透徹地理解基于不同社會背景所提出理論的意涵，容易對西方理論做片面和絕對化的理解。第三，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無法用現成的西方理論予以有效解釋，從而提出了理論創新的使命要求。第四，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旨趣不應該限于技術和實用，而應該體現在解放旨趣上。中國學術界要對于人類知識發展做出獨特的貢獻，就要朝著這個目標去努力。

哪些影響因素促成外生型學科的形成呢？首先，學科的后發外生性是中國后發外生現代化路徑的反映。其次，從學術系統內部看，后發外生型國家在對待人統、事統和學統知識方面，難以齊頭并進，由于現實發展的需要，容易出現側重事統，而忽視學統。

三、擺脫困境與學術創新

外生學術系統面臨的困境在于知識的過度西化，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是去掉不必要的西化成分，或對其進行本土化的改造。這種努力從學科在我國建立之初就開始了，早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一方面學習西方的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努力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試圖創立中國學派，燕京大學的社會學家吳文藻就是一個代表。去西化后的學科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獨立的學科體系呢，還是中西合璧，建立一個綜合而統一的學科呢？本人贊同選擇后者，因為中西方既有不同之處，也有相同之處，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進行知識的互融，對于知識完整性和統一性更加有利。不斷地進行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對話、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比較，將是學術創新的必要之舉。

采用比較分析方法是進行學術創新的一種有效方式，不乏一些創新研究就是在比較過程中完成的。例如，19世紀中葉法國人托克維爾在對美國社會考察基礎上撰寫的《論美國的民主》。作者從他者的視角出發，對于美國社會進行了透徹的分析，看到了許多本國人都沒有看到的東西。再舉一例。華裔學者許烺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出發，對中美青少年問題進行了比較。他指出，與中國相比，美國青少年問題嚴重，吸毒、犯罪、性問題屢見不鮮。為什么呢？許烺光認為，主要是美國青少年一直是在自己的獨立世界里長大的，到了走向社會的年齡，面對著的是一個陌生的成人世界，他們不熟悉也不愿意接受成人世界的規則，于是出現了反判社會的行為。相反，中國缺少獨立的兒童世界，青少年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里，所以他們熟悉成人世界的規則，可以順利地走向社會，沒有明顯的反差和沖突。

在比較過程中，也要謹防誤區。余英時指出：“比較的歷史觀點本來是有利無弊的，但是比較如果演變為一方是進化的高級階段，而另一方面則仍停留在較低的層次，因此前者成為批判后者的絕對標準，那么許多歷史和文化上的歪曲則發生了。”
      四、結語

現代化進程包括三個層面：器物、制度和文化。三者相較，文化具有相對滯后性，滯后于器物和制度。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也證實了這個發展規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革速度很快，而學術進步相對滯后，面對發展的社會實踐，現有理論顯得比較蒼白，面臨著“講好中國故事”的挑戰。迎接這一挑戰，不是宏大敘事可以勝任的，而是需要集腋成裘，通過許許多多的經驗研究構成對于中國大問題的理論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