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國大學教育教學改革在不斷推進中，但短板軟肋仍明顯存在。教學方法改革的小打小鬧，甚至不屑一顧，便是大學教改的一大敗筆。說此不中聽的話，絕不是要否定進步，而是本著“不虛美，不隱丑”的原則，只想再次提請大家作清醒反省：已是沉疴頑疾的落后教學方法，在大學里普遍積弊太深，如深淵萬丈，無力自拔，說起來人人都厭倦，卻還在大行其道；重要文件和講話每每可聞對方法的貶抑聲，但也大多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很少有人花大心思并實踐，成了大學教改始終揮之不去的心頭之痛。實踐與理性都在不斷警示：不進行一場教學方法的革命性變革，不足以搬掉阻礙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的一大屏障，不足以煥發大學教育活力青春。
　　一、流弊久遠深廣的舊教學方式方法嚴重影響辦學生氣活力、阻礙大學人才培養質量提升
　　在中國，大學教學方法遭內外詬病由來已久，甚至稱得上是模式僵化百年未變之困局。遠的不說了，即使是“文革”結束被公認為辦學開始走上正規之后，對教學方法的不滿之聲也從未間斷過。筆者清楚地記得，為慶賀“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親自主持召集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大學的應屆畢業生代表進行座談，既分享喜悅，又聽取畢業生對進一步辦好大學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建議。現今已是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當時作為北大法律系應屆畢業生代表，在會上作了《教學中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狀況應當改變》的發言，他在肯定學校教學秩序正常化和重視基礎理論訓練等取得可喜變化的同時，著重對“學校教學崇尚空談之風氣較盛”提出了批評。李克強指出：“這種風氣在我們所受的四年教育中都存在。直至最后作畢業論文，文科的學生一般也關在圖書館里，閱讀書籍，查看資料，在此基礎上進行邏輯推導，教師出的題目多是‘意義、作用、評價’之類的，……從理論到理論，頗有些像坐而論道。”他認為，用這種方法培養學生，是難以全面適應“四化”建設對人才需求的，所以他呼吁對這種“把理論與實踐截然分開的偏向不能不引起注意。
　　作為一名尚未離校的大學生，有如此體悟和見地，令聽會者頻頻點頭。時隔三十余年后，北大的教改取得了新進展，如育人條件和環境不斷改善、師資整體水平高、試點小班制教學（或大班上課小班研討）等，但整體而言，仍是舊方法舊模式占主導地位。兩年前，北大哲學系有位教授曾對北大本科教學較普遍存在的“四多四少”狀況深表憂慮，即“學生上課多，自學少；進教室多，進圖書館少；讀教材講義多，讀名著原著少；被動接受多，主動鉆研少”。絕非庸人自擾，這樣的教學方法、培養模式真的是很難實現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目標要求的，也與一流大學應有一流育人模式的追求相去甚遠。
　　中國最頂尖的大學尚且如此，其他一般大學對教育教學方式方法抱殘守缺更是見怪不怪，比比皆是。除了理論與實踐脫節還在加深外，幾乎所有的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仍然津津樂道于老師大班上課，照本宣科，單調乏味，即使有的老師用了PPT，也只是課本內容的機械搬運，由黑板換成電腦屏幕，知識和智慧的傳授還是生吞活剝的灌輸，甚至是強硬灌注，恰似高壓注射器注水入體，浮腫不止；學生被動接受似器皿，不經咀嚼不知其味，消化不良，虛胖殘弱，個性化思維、好奇心廣受壓抑。特別是“應試教育”上傳至大學以后，有些教師更是把考試的功利功能不斷放大，用考題和考分的武器對付不聽話的學生；很多學生也只為得好分和混文憑而學，熱衷于書本知識或標準答案的死記硬背和考試技巧的獲得。他們背誦了一大堆被灌注的用來應對考試的現成概念、名詞和術語，養成了不用獨立思考、不會提問更不會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壞習慣，對社會實踐和真實世界的感知、反思和理性判別，幾乎茫然一片。
　　偏死的教學方法引導偏死的學習方法，直接制約著學生思辨能力和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培養，還可能使價值觀教育被邊緣化，甚至自覺不自覺走向反面，即學到了被扭曲和誤導的思維定式或價值觀念。面對這種困境，有識之士從未忘記過呼吁，早在七八年前，時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周遠清教授就尖銳地指出：“沒有什么時候比現在對教學方法改革的要求更為迫切、更為強烈了。如果大家天天講創新、講創新能力培養，而絲毫不去觸動在人才培養中扼殺創新能力、創新知識的教學方法，那就等于自己騙自己。”筆者也曾配合這些呼聲作過分析：教學方法的變革，不僅直接關系到培養模式的創新、培養質量的提高，而且也是大學教育改變社會形象，樹立好口碑的重要看點；不善用科學方法施教的老師是可悲的；不能享用先進教學方法的學生是不幸的；大多數教師教學方法落后的大學也難能生機勃發。呼吁歸呼吁，但教改實踐中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對舊方法仍然是戀戀不舍者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