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笛梅

（《中國高等教育》原總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原副秘書長）

　　《中國高教研究》創刊于改革開放初期，她伴隨著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在推動教育科學研究、促進教育改革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是《中國高教研究》辦刊歷程的見證人、合作者、參與者。在她創刊30周年的時候，謹懷著深厚的感情，致以熱烈的祝賀！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尚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中國高等教育如何改革、怎樣發展，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這時，許多高校都成立了教育研究所室，為學校的改革發展出謀劃策，進行改革方案設計，提出改革措施建議，也開展一些教育理論研究。為適應形勢發展，教育部及時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許多省市、部委（當時大多數部委管理高校）也相繼成立了地方和行業的高教學會，開始成立一些專業學會，逐漸形成高等教育研究全方位體系。為了加強高教研究的交流聯系，建立成果發布平臺，中國高教學會于1985年創辦了《高等教育學報》（季刊），即《中國高教研究》前身。這一階段，我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參與了高等教育研究活動，見證了高教學會的成立發展和《高等教育學報》的創刊。

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是中國高等教育大改革、大發展時期，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蓬勃開展的時期。體制改革經歷了突破性進展，教學改革全方位展開，相應的理論研究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這時，中國高教學會及眾多分支機構的活動也大大地增加，對推動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形勢下，《高等教育學報》已不能滿足需要，學會于1992年決定改為《中國高教研究》（雙月刊）。我則于1991年底調至《中國高等教育》編輯部工作。《中國高等教育》是一份所謂“行政性機關刊物”，與作為高教學會“學術性刊物”的《中國高教研究》是當時多份高教刊物的兩名排頭兵，相互配合、協同工作，成為推動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兩支助推火箭。所以，在整個90年代，我是《中國高教研究》的合作者。

　　進入新世紀，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在跨入大眾化階段、成為高等教育大國后，迎來了向高等教育強國進軍的新階段。新形勢賦予高等教育研究以更高、更重的研究任務，高教學會的活動也空前活躍、蓬勃發展。《中國高教研究》不失時機于2000年改為月刊，每期96頁，大容量刊發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論文成果，成為在高等教育領域具有重大影響的刊物，先后獲得“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CSSCI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等稱號。我由于在1999年退休，于2000年開始，到《中國高教研究》編輯部“打工”，后來還擔任編委會副主任，一干就是10多年。

　　回顧《中國高教研究》30年的發展歷程，結合我在高等教育領域工作的經歷，對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有這樣5點感想：

　　一是高等教育研究對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必須十分重視，長期堅持。這一觀點我在《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文（見《中國高教研究》2013年第7期）中做過闡述和討論。在這里，我覺得仍然要強調：沒有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實踐；要想掌握正確的理論，必須在實踐中認真總結、研究。實踐和研究是人們達到認識客觀真理的唯一途徑。當然，學習前人的理論成果也是掌握正確理論必不可少的一環，但如何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特別是面對新形勢、新問題，需要發展、創新的時候，就不能不依靠認真的研究。我從高校到教育部、再到教育報刊社、最后到高教學會，50多年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看到凡是取得事業發展成果、特別是取得開創性成果的領導者、決策者、管理者，都是善于學習、重視研究的。學習和研究，可以說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必由之路和必要前提。這和科學研究是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的道理是一樣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是永恒的，對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必須長期堅持。

　　二是要搞好高等教育研究，必須有激勵研究的政策，創造推進研究活動的條件。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這從《中國高等教育研究50年》的統計情況可以看出。新中國建立后前30年，包括“文革”時期，雖然不乏教育改革甚至“教育革命”，但認真的研究、特別是理論研究很少，所以“文革”以前的教育研究論文也十分稀少。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育工作的進行，幾乎完全聽命行政領導的指示，或是照搬蘇聯經驗。雖然高校體制中，院校下設系、系下設“教研室”，但都不做教育研究。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教育研究會迅速發展起來？我認為，這和當時的形勢和政策有關。從形勢來說，當時打開國門，看到我國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各個方面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回顧歷史上種種經驗教訓，改革又是“摸著石頭過河”，迫使我們不得不好好研究。從政策來說，當時高教的主要政策方針是打破“統得過多，管得過細、過死”的弊病，“放開搞活”“下放自主權”。這就促使高校不得不自己好好研究。后來，規定提升副教授、教授必須在一級刊物上發表教育研究論文，于是，就促使高校教師也不得不投入教育教學研究。30多年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和提高，不能不說也是得益于教育研究的開展。當前，我國高教事業發展總的來說是朝著高等教育強國的方向邁進，仍然存在著或大或小的種種差距，以及發展進程中的矛盾困難，依然使我們不能不繼續認真研究。黨的十八大以后，從中央到教育部，總的政策精神是繼續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從而要求并激勵高等教育界繼續加強研究。高教學會和《中國高教研究》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研究和服務上承擔起重任，發揮她應有的作用。

　　三是開展高教研究，必須走領導、專家和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這一點我在《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文中也曾著重討論過。在這里，我覺得仍然要強調：領導者、管理者如果不重視并親身參與研究，就很可能是一個平庸的、糊涂的、缺乏遠見的領導者，甚至可能瞎指揮、犯錯誤；教育研究的專家，如果不了解管理、不接觸群眾和實際，關起門來光憑書本和文件資料搞研究，也絕不可能取得好成果；而在教育工作第一線的廣大教師和干部，如果不結合本職工作開展研究，教師就可能淪為“教書匠”，干部、職工也只能是“撞鐘的和尚”，不可能創造性地、出色地做好工作。

　　四是研究工作必須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基本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結合，注重開拓創新。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耳熟能詳的基本原則，但要真正做到、做好卻不容易。我們過去有些高教研究工作不被重視、成效不顯著，常常是因為理論脫離了實際，不能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沒有發揮理論指導實際的作用。因此，對不同的研究機構和研究工作應有恰當的定位和恰當的要求。這就涉及基本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等實際問題研究的關系。政策研究等實際問題研究，是經常擺在高校和管理部門的任務，也是高教研究發揮作用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不從大量的實際問題和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出帶普遍性的基本理論問題加以研究，我們的研究工作就走不遠、站不高，就會陷入問題堆里而不能自拔，也無法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同樣，要求所有教育研究機構特別是基層的高校教育研究室、所都開展基本理論研究，也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我們只能要求不同的研究機構各有分工側重，同時善于在不同的研究項目中貫徹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最后，所有的研究，都蘊含著創新的要求。我們過去的高教研究，常常被貶為“政策解釋”，研究論文被說成“政策文件的重復”。其原因在于我們的研究工作未能在政策的基礎上向前邁進一步。這樣的研究自然是不受歡迎的。為貫徹正確的政策而做研究、寫論文，是完全必要的、應該的，我們不反對；但我們更看重在貫徹政策的同時，能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五是辦好《中國高教研究》是推進高教學會工作、推進高等教育研究以至推進我國高教事業改革發展的必需。對高教界以外的人來說，有無像《中國高教研究》這樣的學術性刊物無關緊要，但對高等教育管理部門、高等學校是絕對需要的。不僅成千上萬的專職高教研究人員需要，成千上萬的高教管理人員需要，數以千萬計的廣大的師生員工也不同程度地需要。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提高的新形勢，《中國高教研究》的任務比以往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因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將賦予高等教育學會以更多的專業服務任務，諸如科學評價、規范制訂、行業準入、資格認證、監測評價、師資培訓等等，都可能成為學會的業務范圍。作為學會的“學術性刊物”，也可能要大大拓展它的學術領域。對此要有足夠的思想和行動準備。由此，也應當為《中國高教研究》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