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界十分尊崇的美國學者，他所撰寫的《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一書，曾經與英國約翰·亨利·紐曼的《大學的理想》、美國的克拉克·克爾的《大學的功用》并列，被譽為闡述了不同歷史階段大學發展理念的“里程碑式的經典著作”。弗萊克斯納在書中所闡發的“大學是民族靈魂的反映”，“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不能遠離社會”等理念，得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界的高度認可，他對美、英、德等國大學教育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分析，無論是對“舊瓶裝入了新酒，舊瓶也因此破裂”的柏林大學的推崇，還是對“巴斯德式”的“適可而止服務”的贊賞，或者對大學教育被稀釋與“降準”的擔憂，都被我國學人頻繁引用、借鑒和發揮，為人們所理解、領悟，耳熟能詳。然而，我注意到弗萊克斯納關于大學學術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些重要觀點，如關于“什么是真正的研究？”“什么不是教育研究？”的精辟見解，特別是他對“假研究”和“偽研究”的毫不留情的揭露與痛斥，多年來卻未能像他闡述的其他真知灼見那樣，得到中國高等教育界學人的應有重視。今天，一些著名大學學術不端亂象引發輿論界關注，如哈佛終身教授“心肌干細胞治療”的系統造假，等等，終于引起高等教育研究界同仁的遽然警醒和深刻反思。我認為，要重現學術研究的“青山綠水”，要廓清高教研究的迷霧陰霾，我們需要重溫弗萊克斯納當年的諄諄告誡！
　　重視現代大學的科學研究職能，是弗萊克斯納“大學研究觀”的第一層含義。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師、巨擘中，弗萊克斯納是最看重現代大學科學研究的一位。他在《現代大學論》中坦誠直言：“我認為現代大學的最重要的職能，是在盡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深入研究各種現象：物質世界的現象、社會世界的現象、美學世界的現象，并且堅持不懈地努力去發現相關事物的關系。”對此，學界同仁一致認同，并無爭議。
　　“解決問題”與“增進知識”并重，是弗萊克斯納“大學研究觀”的第二層含義。弗萊克斯納指出：“研究和解決問題與增進知識——這兩個短語是相互通用的——日益顯著的重要性，在任何領域都是顯而易見的。”弗萊克斯納所云，其實就涉及當下有關研究的“問題導向”與“學科導向”之爭。“研究、解決問題”與“增進知識”（發展學科）之間，誰先、誰后？孰輕孰重？弗萊克斯納未作正面回答。但他認為“這兩個短語是相互通用的”，其實隱含了二者是“一而二”又是“二而一”的關系。即“解決問題”引發的真正研究，必然有助于“增進知識”和發展學科；而旨在推動學科發展和知識增進的研究，也將會為“解決問題”提供思路和方法。關鍵在于如何選擇和確定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和領域。因此，弗萊克斯納毫不含糊地強調：“社會科學家必須從繁雜的事件中尋找材料，但作為科學家，他必須免受政策的壓力，從科學的觀點選擇、研究和確定問題。”
　　研究真問題，反對假研究、偽研究，是弗萊克斯納“大學研究觀”最具現實針砭意義的見解。他對假研究和偽研究的無情剖析和辛辣嘲諷，首先指向研究方向與論題的選擇。他認為必須是“從科學的觀點選擇、研究和確定問題”，必須是有科學價值或現實意義的真問題，而不是穿鑿附會、莫名其妙的假問題、偽問題。他用大量的例證展現了30年代美國教育期刊“瑣碎平淡的特點”，以及“高級學位論文涉及的主題”水平之低和“好像有意要嚇跑理智一樣”的莫名其妙！在列舉了“讀書姿勢與課桌尺寸研究”“九年級男生前后狀態測量研究量表”“秘書職責和品質分析”等堪稱“奇葩”的研究論題后，弗萊克斯納鄭重其事地斷言：“理智和學術與教育學院分道揚鑣，這一點我并沒有看錯！”時隔八十多年，如果看到當下我國大學的一些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的“奇葩”題目，如“行長的面部寬高比影響銀行績效的路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蟋蟀身體與戰斗力關系的認識”“從《西游記》看中國古代微積分思想”“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市臭氧監測及分析中的應用”“論復調音樂中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以巴赫二聲部創意曲BWV773為例”……不知弗萊克斯納老先生該做何反應？是默然無語？抑或拍案而起？
　　研究方式不能代替創造性的思想，是弗萊克斯納“大學研究觀”最精彩的亮點。研究方法決不就是研究本身，研究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不能用時髦、流行的方式來替代批判性思考分析，不能用雞毛蒜皮的羅列和數據圖表來掩蓋思想的貧乏與平庸。弗萊克斯納斷言；“科學的本質要求研究者要有一種思想，雖然他堅持這種思想的方式可以十分靈活。”他看重的是基于事實的思考和批判性分析。他確鑿無誤地且不厭其煩地強調：“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確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學、社會科學和教育學領域的這種做法相當普遍——不是研究。未經分析和無法分析的資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構成研究。報告不是研究；檢查不是研究……有沒有圖表、曲線和百分比，這些也都不是研究……”弗萊克斯納追根溯源，探求“什么是真正的學術研究”，討論“研究究竟由什么構成”。他認定，真正的研究，應當是“基于實驗與觀察的思考”，應當是在歸納和分析批判的基礎上得出“創造性的思想”！他質疑“通過問卷調查進行的所謂‘研究’的質量”，而且認為“問卷不是一種科學的工作，它只是一種廉價、方便和快速獲取信息資料或非信息資料的方法”；強調不僅在實驗科學中問卷調查并不足取，而且“在教育學、法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里它也同樣沒有價值”。因為“一個訓練有素的研究者”絕不會向兩個人問同樣的問題；而且，“同樣的問題對不同的人決不可能有同樣的意義”。
　　我之所以用相當的篇幅轉述弗萊克斯納的相關論述，一方面在于他的觀點是如此犀利、精辟，給人以振聾發聵、醍醐灌頂之感；另一方面是他多年前痛斥和嘲諷的假研究和偽研究，在今日中國不僅沒有絕跡，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打著大數據時代學術研究“現代化”、“科學化”的旗號，大有卷土重來、甚囂塵上之勢。因為在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看來，論文的發表是第一位的，而論文能否發表，能否“唬住編輯”，關鍵不是基于實驗或事實的分析發現了什么，而是用了多少復雜的計算公式、得出了多么漂亮的“結構方程模型”！身處大數據時代，百分比、曲線圖、“聚類分析”等等，就成了研究方法現代化和科學性的標志。
　　“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中國高教研究界的學人之所以需要重溫弗萊克斯納八十多年前奠定的“大學研究觀”，就是因為假研究、偽研究依然盛行于世，就是因為大學研究界“得魚而忘筌”者不多，而“買櫝還珠”者甚眾！
　　其實說到底，還是要追問高等教育研究的初心何在？本意何在？英國學者馬爾科姆·泰特所撰寫的《高等教育研究進展與方法》一書，揭示人們從事高等教育研究不外四個動機：其一是“高等教育活動自身需要研究”；其二為“源于研究興趣”；其三旨在“獲得‘資質’（credit）”；其四看重“研究成果的發表”。今天，當我們討論高等教育研究的現實使命與學術生態問題時，我們不得不尋根溯源，反思、檢討一下高等教育研究的本意是什么？是要研究和解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探索變革的思路與策略？還是純粹“源于研究興趣”和“學術情懷”？或者，是為了獲得某種“資質”？是為了獲得晉升、發展的資本？追問研究的本意，研究的目的，有助于我們廓清迷霧，凝聚焦點，有助于回歸研究之道，進行真正科學的有價值的研究，杜絕假、偽研究的產生。
　　龔放，南京大學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原文刊載于《高教發展與評估》2019年第1期，轉載有刪減